2007年12月31日 星期一

告別電兔後的2047


(原載於 信報 2007-12-31 9)


任何精於談判之道的專業人士,都懂得什麼是訂立書面協議的最高境界:讓對手誤信他已經得其所需,而自己卻實質上予取予攜、半步不讓。要達到這個目的便須要懂得靈活運用一些「脫身條款」(escape clauses):當你大吹大擂地說自己已盡了最大努力的時候,其實已經暗埋伏線,讓自己在執行合同的關鍵時刻可以從虛擬的「承諾」中輕易脫身。


  人大常委有關香港政改的決議正是巧妙運用兩類脫身條款的最佳示範。「決議」分為二百一十三字的「前言」和一千一百字的「決定」兩部分。


  首先,是把加諸香港人身上的緊箍咒寫在四條實實在在的「決定」內,毫不含糊;繼而把香港人的普選訴求放在約束力含糊的「前言」內。


  據此,「決定」的內容清晰明確:一、否決二○一二年雙普選;二和三、將來有關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辦法先要由特區政府向人大報批確定,才可啟動修改程序;四、若果因任何原因修改不獲通過,便必須按照現行選舉辦法和議案表決程序原封不動。在聊備一格的「前言」內則寫上看似稍為回應民情的普選時間:「二○一七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可是這樣的安排還不夠保險,所以用上了第二類脫身條款,就是上一句中可圈可點的「可以」兩個字。人大既沒有「決定」二○一七普選特首,亦沒有說二○一七「應該」普選特首,「可以」普選是金蟬脫殼的萬應靈丹:「可以」普選即是「可以沒有」普選,只要屆時出現一些「不可預見」的因素,例如建制派政黨拒絕讓立法會獲得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修正法案,便可以讓「決定」內的第四條發揮最大效用:一切原地踏步,直至二○四七年。


實質否決虛擬承諾


  任何大型的談判都不能單對單、硬繃繃地進行。要使對方相信自己已經作出本來就沒有準備遵守的「承諾」,便需要依賴懂得「出口術」的中介人。中介人愈多,出口術的方法愈高明,對手在胡里胡塗中接受的機會愈大。


  人大常委當然深諳此道:先由曾特首把從來沒有在人大決議上出現的二○二○年普選立法會說得繪影繪聲,再開動所有宣傳機器,把二○一七年的虛擬「承諾」說成真實,把否決二○一二年雙普選的「決定」淡化成不可扭轉、誰也不得不逆來順受的事實,很快便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尚欠一環:就是愚昧的香港人。中央最大的風險是低估了香港畢竟是一個文明發達的國際城市:儘管並非每個香港人都懂得合同談判,但香港人不僅懂得每天在市場討價還價,更知道什麼是文明社會理應享有的平等政治權利。香港人距離愚昧的田地,還差一截。


  撥開雲霧,這次人大常委的決議傳達了一個不折不扣的訊息:按照現在香港政治力量的對比,中央認為否決特區進行普選的代價微不足道。否決不是指二○一二,不是二○一七,而是整個特區的生命周期。因此,今次人大決定的第四條就預示了一切政制安排可以直至二○四七年原封不動。


  香港人不應再心存幻想,若果希望在特區的有生之年見到普選出現的一天,便必須大幅改變民主力量與既得利益勢力的對比。要把人大的「虛擬」變為「真實」,只有一途:讓支持民主的民意力量和議會力量都發生質與量的變化。中央或許可以每隔三年、六年一次冒否決民主的政治風險,港人卻要在普選來臨之前每日付上管治失效的代價。


當灰狗不再追電兔


  十年前我到廣東省增城市考察基建投資項目,市長熱情款待之餘,還在晚宴後力邀我們到一家號稱全國唯一的賽狗場參觀。賽狗場老闆親自迎接,還興致勃勃地向我們介紹往下三場的必贏貼士,我們禮貌地放下五十元人民幣投注。開跑時虛擬的電免跑在前面,認真的灰狗群在後面追趕。結果令我們大開眼界,老闆的貼士一一應驗,絲毫不差。


  經常取得貼士的城中名人都奉承這個老闆是聰明人,卻沒有聽見誰稱讚他道德高尚。賽狗場老闆的電兔可以瞞得住灰狗,甚至大部分的增城賭客,可是一年後隨增城市政府班子大換血,這個全國唯一的賽狗場便銷聲匿


  爭取民主,離不開議會政治和社會運動,但最終是一場道德力量的比拼。承載普世價值的全球大潮,浩浩蕩蕩。香港人豈會是一群追逐電兔的灰狗?再過了兩年,聽說那位賽狗場老闆被判刑,從此人間蒸發。直到今天,我還記得他給我貼士時一臉得意的表情。


  當灰狗不再追逐電兔的時候,不一樣的遊戲便會開始。讓我們永遠告別二○○七。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www.procommons.org.hk


 

2007年12月18日 星期二

人文西九

(原載於 信報 2007-12-18 11)


上周剛從印尼峇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歸來,便到西九臨時海濱長廊跑了一趟。十二月中旬碰上攝氏二十六度的高溫,遊人稀疏;在空氣污染的煙霧中,原應動人心弦的日落維港景緻,只顯得蒼涼。


  心裏疑惑,這幅 四十公頃 的寶地上,究竟會否出現一個「人文西九」:一個建基於人文識見,擁有全球視野,孕育本土文化,讓香港在全球「最宜居住的城市」排行榜上從第四十一位止跌回升的文化區。


  新一屆特區政府對於建設西九似下了很大的政治決心,三個月前在立法會發表了《西九報告書》後,便雷厲風行地展開宣傳攻勢。但主事官員能否展示政治勇氣,承認報告書的不足,善用社會上發表的專業意見取長補短?


  要落實人文西九,必須從五個方面全方位入手:  一、擴大空間發揮創意:只要優化發展組合,縮減三分之一私人住宅規模,及刪除非必要共用設施如消防綜合大樓,便可以增加休憩用地達一點 四萬平方米 ,和加設一個樓面面積二點 五萬平方米 的「創意交流村」。按照市場估價,修訂後的賣地收益可達二百零四億元,足夠提供十五億元的額外資金用於推動地區文化發展。


建設「低碳示範區」


  二、前瞻性的低碳發展模式:在大眾已經明瞭全球暖化是人類共同危機的今天,把西九建設成「低碳示範區」,可以展示香港對國際社會的承擔。具體措施包括:放棄高耗能的穿梭列車系統,採用以自動行人輸送帶為主的「安步當車」步行系統;仿效巴黎建設連貫新舊區的「單車自由行」網絡,提供免費單車供市民在區內使用;採用區域性供冷系統以減低碳排放;參照歐盟標準實施更高水平的建築物能源效益設計。


  三、善用資源有機增長:從善用資源、培育人才和打好人文根基的角度考慮,西九的工程建設不應該一籃子等到二一四年才開始落成。只要在二一二年底前先提供簡約、甚至是臨時的表演場地(例如黑盒劇場、露天表演場地等),容納街頭表演藝術和發展小型「民眾藝墟」,再加上市民能夠享用的綠化公園,便可以讓本土文化細胞及早在西九土地上發芽。藝墟附近宜預留空地,必要時可徵用預留供第二期擴展的土地興建臨時文娛表演設施(例如粵劇戲棚、馬戲班帳幕等)。至於大型文化藝術設施的工程進度則基本上按原定計劃進行。


切忌淪為「偽空間」


  四、大自然與文化交融;區內的公共休憩用地應集中建成一個「西九公園」,切忌割裂或淪為發展商管理的「公有私管」偽空間。整個園區應包括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中央公園、海濱長廊、單車徑,並以自動行人輸送帶及縱橫交錯的步行徑聯繫整個園區。園林景緻與藝術裝置可以配合街頭藝術使園區活潑多姿,締造出自然景緻與藝術氣息相互滲透融和的氛圍。


  五、跳出西九植根本土:要避免西九成為文化孤島,必須在全港範圍內同步建立「社區文化網絡」,政府應優先投放資源,在新界西北和將軍澳等地加建文化中心及表演場所,或活化閒置建築物供文化藝術用途。預計賣地所得的額外十五億元資金,可用於成立「地區文化發展基金」,推廣長期的藝團及藝術工作者駐場或駐校計劃,及在天水圍、元朗、東涌等偏遠地區推動可持續的文化活動,並利用西九的「創意交流村」作為聯繫西九與地區文化的紐帶,以汲取本土文化的養份。


  在峇里會議期間參加了一個聯合國組織舉辦的活動,考察一條由於使用山埃捕魚引致大片珊瑚變成海底沙漠的漁村。沒有珊瑚,自然再沒有漁穫。雖然大部分港人懵然不知,但當初使用山埃正是為了滿足港人的口腹之欲全球六成的活珊瑚魚每天源源源不絕地輸往香港。收入僅足餬口的漁民難以抵受港人通過漁商支付的鈔票誘惑,改變千年傳統的捕魚方式,換來生態破壞後更難自拔的貧困。為了重拾生計,村民在專家協助下正一枝一枝地種植人工珊瑚。


  全球化的圖象竟然是如此真實:從香港人在海鮮酒家不假思索的消費,到印尼漁村受盡山埃毒素摧殘的海底荒漠,再到漁民艱難地把人工培育的珊瑚枝栽種在寂寥的海床上。脆弱的珊瑚不僅是漁民生計的寄託,更是漁村本土文化重生的希望。


  西九的建設就像悉心栽種的人工珊瑚:本土文化能否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茁壯成長?能否在市場邏輯的籠罩下不被掩沒?人文西九是否有實現的一天?


  我在疏落的珊瑚枝中瞥見頑強活潑的小游魚,頭上是峇里的藍天。


  註 「人文西九」的研究報告全文,可從網址http://www.procommons.org.hk/documents/WKCD_Report--final_20071211-2.pdf 下載。


 


 


2007年12月14日 星期五

在峇里看香港的機遇

(原載於 明報 2007-12-14 A35)


在印尼峇里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將於今天閉幕,究竟192 個國家及地區能否在此項關乎全球人類福祉的談判中達成「峇里路線圖」,將全球暖化的幅度控制在攝氏2 度之內,成為國際社會焦點。剛於兩個月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已確認,若氣候變化幅度超出攝氏2 度,很多國家將要承受災難性後果。


但要達至這目標,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必須在2015 年見頂,並到2050 年時減排50%(以1990 年排放量為基數)。


香港正處於一個非常微妙的位置:一個發展中國家內的發達城市。若特區政府願意肩負與工業化國家一致的減排責任,香港便可提升本身的地位,在氣候變化談判扮演積極角色,正如香港在世貿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扮演的角色一樣,推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多邊合作。


提升香港國際地位


國務院氣候變化領導小組組長蘇偉在峇里一個研討會表示,由於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協議是以國家為簽約單位,所以香港不能成為契約方,但國家歡迎香港在氣候變化議題扮演積極角色。


由於大部分與會代表均認同發達國家應在2020 年減排25%40%(以1990 年為基數),特區政府既然以把香港建設成國際金融中心為目標,自然在減排責任也應與發達國家看齊,不能落後於國際形勢。


為達至在2020 年減排25%(以1990 年排放約3900 萬噸二氧化碳當量為基數),香港可以採取雙頭並進的措施:1. 調整政策,實行低碳發展模式:推行能源節約、更換清潔燃料、推廣可再生能源、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回收堆填區甲烷氣等方式,使碳排放量在2020年時控制於4100 萬噸水平;2. 設立「低碳發展基金」,投放於內地的減排項目,以補償每年虧欠的1160 萬噸減排責任。按照現時每噸30 歐元的碳指標平均價格計算,特區政府應從08 年起每年向「低碳發展基金」注入約5 億港元,逐步遞增至2020 年時每年注入40 億港元,亦只佔2006 GDP 0.27%。若香港能進一步減排,注入基金的數額可相應減少。


為專業人士創造商機


特區政府可利用「低碳發展基金」主力投資在珠三角區內的減排項目,此舉不但可增加香港的國際地位,有助中國政府在氣候變化的談判,更可取得低碳發展帶來的協同效益,包括減少空氣污染,降低資源浪費,促進技術創新,為香港專業人士和工商界帶來新機遇。


特區政府更可參考澳洲政府,立法要求大企業進行碳排放審計,並向公眾公開每年碳排放資料。政府更應將預期的稅收減免措施改為與企業在氣候變化應對策略的表現掛鉤,藉以推動企業社會責任。


但香港能否把握這些新機遇,端視乎特區政府有沒有政治決心。這次前赴峇里的香港民間代表團共19 人,但港府只派出兩位環保署官員參加最後3 天的會議。曾特首能否展示識見,配合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進取策略,使港人能在國際社會感到自豪?


作者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香港民間代表團團長、香港可持續發展公民議會主席


 


 


2007年11月26日 星期一

如何輸掉二○三○

(原載於 信報 2007-11-26 9)


在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中,認識了一位土生土長的年輕人,他在美國一所大學的工程系念書,卻剛好在留港期間碰上區選。我問他為什麼朝七晚十地落力助選,他的答案竟然近似柏拉圖的一句名言:「若果你不參與政治,你會得到懲罰:就是讓比你更差勁的人管治自己。」  有見於這位年輕人對未來充滿熱忱,我建議他翻看一份在上月出版、份量十足的政府文件《香港二規劃遠景與策略最後報告》。這份報告歷時七載完成,包含了四十八份工作文件,經過區議會、民間團體和專家學者的廣泛諮詢,堪稱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涉獵最廣的一份研究報告。


  報告是由規劃署制訂,職權所限難免有不少先天的掣肘。但報告的野心很大:為香港未來三十年的發展訂立策略,並且宣稱「沒有行動的遠景是白日夢;沒有遠景的行動是噩夢」。報告的重點雖然是空間發展的規劃,但考慮的因素已包括諸如人口變遷、經濟路向及社會結構等範疇。


  為了使香港達致「亞洲國際都會」的遠景,報告列出三大發展方向:締造優質生活環境,提高經濟競爭力和加強與內地的聯繫。報告的結論提出相當細緻的「最可取發展方案」,包括土地利用、交通基建、發展密度、房屋規劃等等,並且就此進行了可持續發展影響評估。主事者的用心與努力毌庸置疑。


抹殺專業的「外部因素」


  吊詭的是:與其說這份報告是規劃師經過深思熟慮為香港描繪二的遠景,不如說是反映了專業人士為香港發展規劃的尷尬、甚至近乎荒謬的處境。


  報告首先認定了香港受很多不能自己控制的外部因素所左右,因此只能採取被動的「情景規劃」模式,例如人口比預期加多或減少,即應採取什麼應變措施等等。在全球化的今天,當然有很多外部因素是由於國際或地區的趨勢造成,不會以香港的意志而轉移。


  但報告內很多明示或暗示的所謂外部因素,卻是由於當權者抹殺規劃師的專業意見,基於難以言喻的高層決策所造成的。例如邊境禁區的開發,港深機場之間的接駁鐵路,雖然被特首在施政報告內列入十大基建項目之內,根本找不到合理的規劃理由支。究竟這是深思熟慮的遠景,還是受到特殊利益所左右的一言堂政治決定?


「等我退休再講」症候群


  報告明顯迴避了一些專家學者提出的老大難問題:例如明知新界丁屋政策難以持續,卻隻字不提;明知新界北部因為物流業的後勤支援設施不足而出現濫用鄉郊土地的情況,卻完全沒有提出解決方案。這種諱疾忌醫的態度,正好反映了特區領導的「等我退休再講」症候群(AMR - After My Retirement Syndrome)。對官僚是合理的選擇,對香港發展卻是一種悲哀。


  在研究過程中不少專家的建議,例如將舊工業區用途放寬,改變成商住公寓;將水塘適度開放作為休憩用途;將舊區更新策略由重建為主變為復修為主等等,結果都是雷聲大、雨點小,甚而無疾而終。


  歸根到柢,城市規劃是一場政治角力的遊戲。若果沒有公眾關心,沒有專業人士願意無畏無私地倡議,二的美好遠景不會一夜之間輸掉,卻可以被特殊利益一步一步地蠶食,以致最終完全走樣變形。在沒有民主體制的今天,扭曲變形幾乎是必然的。


不坐政治「順風車」


  良好管治是寶貴的公有財產。若果政府能夠公平施政、善用資源,良好管治帶來的效益便正如清新空氣一樣,人人可以受惠,卻不必每個人付出同樣努力。所以在政治生活中難免出現「順風車」效應(free-rider effect):有人可以不哼一聲,不過問政治,不必為監察政府出一點力,卻可以分享其他積極投票、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人的成果。間中坐一次順風車是人之常情,但當愈來愈多人爭坐順風車的時候,這輛車只能以拋錨收場,或被人騎劫他去。


  未來的願景是由當下的決定一點一滴堆砌而成的。今天的現象是由過去的決定累積得來的。當我們看見第一棟屏風樓出現的時候,要制止第二棟、第三棟屏風樓已經太遲。規劃決策就如大郵輪轉彎,下一代必然要為今天的決定付出一連串軌拉長的代價。政治發展也如是,一次形勢的劇變可能為下一代帶來意想不到的惡果。要實現二的美好願景,只能靠大家積極參與每一個規劃決策。要享受良好管治,只能靠大家不坐順風車,不放棄每一次政治表態的機會。


  這個一腔熱誠的年輕人在本周返回美國開學,他很遺憾不能在本周日的立法會補選中投票。少了他的一票會否輸掉了二的香港願景?有權投票的你,可以給他一個安心的答案嗎?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


 


 


2007年11月12日 星期一

峇里會議的「蝴蝶效應」

(原載於 信報 2007-11-12 13)


在環保團體與專業界的多年催促下,特首曾蔭權終於在上月完成了一項創舉:將全球暖化危機列入施政報告內,提上政府施政日程。內容只有短短三小段,唯一的具體目標是重複香港已在今年九月作為亞太經合組織成員簽署的《悉尼宣言》內的承諾,即在二年將能源強度減低百分之二十五(以二○○五年為基礎)。儘管相對於國際標準而言,由於避開了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絕對值,這目標非常含糊,但仍不失為承認香港對國際社會的責任的開始。  很多人說今年是氣候變化年,從戈爾的紀錄片《絕望真相》,到聯合國發表連串的科學報告,到七月份的全球音樂會,以至上月頒發給戈爾和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化委員會的諾貝爾和平獎,無一不衝這個揮之不去的人類危機而來。


全球最大市場失效


  但今年真正的重頭戲是即將於下月在印尼峇里島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會議的焦點是有關二一二年《京都議定書》到期後各國減排的責任,該會議的結果將會預示人類是否有足夠智慧與政治意志應付這場全球危機。


  根據「綠色和平」引述的調查,超過七成的香港人已經關注全球暖化的問題,但大部分人仍未知從何入手:意識與行動之間還有很大落差。


  世界銀行前總經濟師史頓指出,氣候變化是「全球最大的市場失效」。因此,任何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都離不開兩個範疇:一、政府如何採用新政策工具調節市場;二、企業如何適應新的市場環境。正因如此,推動政府改變角色,促使企業肩負社會責任,便成為現今公民社會的最大挑戰。


  為了尋找「香港新方向」,曾特首在施政報告內多番強調用「整個國家的視野看香港」,卻未有提及如何從全球視野為香港定位。


  倫敦市長利文斯頓在今年二月發表「今天行動,守護將來」的計劃,要求倫敦「在氣候變化議題上,五年內成為領導世界的科研和金融財務中心」,並且鋪陳具體的行動綱領,強調「不需要降低生活質素,只需要改變生活模式」,便可以將倫敦二二五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減至一九九年百分之六十的水平。


  紐約市長彭博宣稱:「我們負擔不起等待其他人牽頭的後果,紐約一直以來扮演先鋒,為現代社會的嚴峻課題提供答案」。他與過百個公民組織會面,舉行了十一場公聽會,認定了政府內部分散在八個不同部門的職能分割是使政府無法有效應付全球暖化的主因,因此對政府架構展開大刀闊斧的改革。


  顯而易見,一個擁有全球視野的城市領袖,不僅可以把氣候變化視為開拓新科技、拓展新產業的機遇,更是改革政府架構、提升管治能力的契機。


凝聚城市改革動力


  在另一邊廂,曾特首希望香港成為一千萬人口的大都會;唐英年司長則擁抱「港深都會」的概念,期望超倫趕紐,在二年排名全球第三位;曾俊華司長在上周談到財政儲備過剩時表示:「很難說要多少儲備才足夠,港府的財政儲備愈多愈好。」  在尋找香港新方向的當下,我們正碰上一個前所未見的政經組合:儘管政府高層只有模糊的全球視野,但我們充裕的財政儲備卻足以引發不計效益投放資源的道德風險。儘管社會上對解決環境與貧窮挑戰的共識越來越強,但我們被特殊利益扭曲的政治體制卻使政府難以推行公平管治。


  能否利用全球暖化的挑戰凝聚城市改革的動力在可持續發展、城市規劃、土地利用、交通、能源以至機構、稅制改革等領域創出新天地,這是對港府領導能力的重大考驗。


  全球十八個國際級城市在二○○五年發起「大城市氣候領導組織」,承諾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至今已易名為「C40」,除了倫敦、紐約外,北京、首爾等接近四十個城市已經加入。儘管香港在被邀之列,但至今猶豫未決。如果我們對肩負國際責任帶有先天的恐懼,又如何能躋身國際都會之列?


  據悉,港府只打算派出三名中層署級官員,以中國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參加峇里會議,特首和司局長們還在猶豫。幸好,專業人士正籌組一個香港代表團參與,以顯示公民社會求變的決心。


  這正好體現了全球化的弔詭,另一種意想不到的「蝴蝶效應」:一隻在亞馬遜森林振翅的蝴蝶可以引發一場太平洋風暴;一場峇里會議又何嘗不能催生香港的連串改革?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 www.procommons.org.hk


 


 


2007年11月1日 星期四

活化中區警署的三大疑團

(原載於 明報 2007-11-1 A30)


為彌補古蹟保育政策失誤,特首在施政報告匆忙宣布一個他已「原則上接受」的活化中區警署建築群計劃,由馬會出資興建一幢160 米 高新建築物,將過半數樓面面積改為商業用途,以響應特首活化古蹟的號召。


將文化古蹟活化再利用是國際上行之有效的保育方式,專業人士一直主張政府廣泛採納,關鍵在於實施時會否偏離「古蹟第一」的原意,弄巧反拙。過去三周,出於對慈善機構的尊重,保育團體一直願意對馬會的方案疑中留情,善意地詮釋。可惜,政府至今公布的資料不但未能釋疑,更引發出三大疑團。


一、乖離國際準則?


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訂立的《威尼斯約章》,清晰指出保育不單是為了保留一件藝術實物,而是為了彰顯人類文明發展的證據。因此,首要工作是就歷史、藝術、社會和科學的角度進行完整的「文化價值評估」,再根據評估結果決定保育和活化方案。


自從12 年前政府將中區警署建築群列為法定古蹟以來,至今仍未按照國際準則進行文化價值評估。沒有紮實研究支撐的活化方案,恍如建築在浮沙上的古堡,如何經得起時間考驗?


《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第23 條規定: 「文物古蹟的審美價值主要表現為它的歷史真實性,不允許為了追求完整、華麗而改變文物原狀。」同時在細則內指出,「為了公開開放和合理利用以增改的設施,應限制在最小的範圍內,只實施在次要的建築中,或建築的次要部位;所有工程都應當是非永久性構造,是可逆性的,必要時能全部恢復保持原來的狀態。」馬會的方案符合這些國際準則嗎?


二、漠視社區意願?


政府本於03 年決定以商業形式將建築群招標批予發展商,其後因各界反對才擱置。保育團體聯同專業人士和區議會其後進行了一連串社區參與、設計比賽和問卷調查,對社區的意向已有詳盡了解。調查發現,近九成市民認為保存古蹟的「歷史氛圍」至為重要,並有同樣大比數的市民不認同政府要求保育方案「自負盈虧」。鑑於政府與馬會的磋商在過去兩年一直保密,負責設計活化方案的海外建築師只能秘密訪港,不能與社區街坊接觸,不能向本地建築師取經,更不能向保育團體了解社會訴求。這種有違常理的設計流程,究竟增加還是削弱了活化方案的公信力?誰又能確保方案已充分反映居民對發展密度、交通規劃和公共空間的訴求?


三、一言堂的決策?


據悉,曾向政府提交活化中區警署方案的機構,除馬會以外,還有以何東家族基金為首的慈善機構和最少兩家商業機構。4 年前政府準備招標時起碼公布了評分標準,建議成立的評標委員會還有古蹟專家獲邀參與。但究竟現在特首選取馬會的方案時採納了什麼評估準則?有沒有設立評審委員會?有沒有獨立古蹟專家參與其事?有沒有把所有方案公平比較?市民一概不得而知。政府為什麼不願公布其他方案的細節,讓市民評定優劣?在新一屆政府剛上任之際,特首一方面在事前絕密封鎖消息,一方面超前代表市民「接受方案」,難道這就是發展一言堂的「香港新方向」?


活化古蹟是動聽的名字,但若政府不能解開三大疑團,恐怕發展局這次以「行動為先」的計劃,只會使千瘡百孔的文物保育政策不進反退。


作者是公民黨副主席
 


 


 


2007年10月25日 星期四

公共專業聯盟支持天水圍"衝開圍城" Support Tin Shui Wai People!


公共專業聯盟支持由天水圍居民在20071125日主辦的"衝開圍城.踏出新天"行動,我代表公共專業聯盟,以各成員之專業知識,建議完善天水圍之規劃方法。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supports the people in Tin Shui Wai.  On 25 November 2007, members of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and I pledged to encompass our expertise to facilitate a better urban planning in Tin Shui Wai.



2007年10月16日 星期二

舊胡同內的新方向

(原載於 信報 2007-10-16 21)


「脫胎換骨」-這是政府高層在上周施政報告發表前對曾特首的期許。弔詭的是,曾特首在上周三立法會議事堂內宣布要打造「新香港人」,似乎並未有讓他「脫胎換骨」,但是在兩天後電台錄音室發表的「民主變文革論」,卻顯然讓市民對他「另眼相看」。  今年的施政報告勾勒了未來五年特區政府的施政大計。「三個堅持」、「十大建設」、「進步發展觀」和「香港新方向」都是曾特首希望港人銘記於心,甚至讓他名垂青史的宏願。


  曾特首的「進步發展觀」表面上處處有胡錦濤主席上任以來推行的「科學發展觀」的影子,但一落實到政策建議,卻又大相逕庭。他強調以基建帶動經濟發展,以活化帶動社區發展,和以助人自助理念推動社會和諧。曾特首的第一個堅持是「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否則「其他一切願景都只是空談」。顯然在他的心目中,一切環保、保育、扶貧、公義的目標都與經濟發展都有先後與主次之分。


  先看施政報告中的重頭戲十大建設。十大建設是「五虛五實」只有五個項目在曾特首任內有具體動工的時間表,其他五個會否落實已非他所能左右。這些項目離不開修橋築路,土地開發,卻沒有包括一些市民熱切期望,有利環境改善的項目,例如討論了十八年的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乙的生物處理設施。很多社區迫切需要、有助減低貧富不均的基建,例如東涌醫院、天水圍的全日托兒中心和觀塘的表演劇院也不在優先之列。


  與其在十大建設中包含遙遙無期的五虛項目,何不替換上這些有利環保、有助扶貧的建設,使拼湊而成的十大建設成為「十大可持續建設」,加快上馬,糅合經濟增長、環保與公義的目標。


施政理念兩大盲點


  只要拋開口號、仔細檢視報告內具體承諾的行動,不難察覺到特首施政理念的兩大盲點。


  第一個盲點是混淆「發展」與「開發」兩個概念。


  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提高人民生活質素,可以用國際公認的指標量度。例如,五年後香港人均工資能否提高?一百三十萬的貧窮人口能否減半?每年一千六百人死於空氣污染的數字會否下降?香港在「可宜居城市」的排名現是第四十一位,可否跳升十位?


  但開發是粗放型、不計較效益的投資。開發不但不計算社會和環境效益,對經濟效益亦只會含糊其詞,但求在投資過程中有人上下獲利。香港近年落成的基建的使用率全部大幅低於預期 - 從西鐵到西部通道,從落馬洲支線到機場博覽中心 - 這並不表示這些建設一定沒有長遠效益,但這是一個重要的警號,提醒官員注意:香港已趨成熟的經濟體系對於硬件基建的需求正在轉型。


政府角色大幅墮後


  十大建設究竟是開發還是發展?對可持續發展指標有多大效益?還有待政府向公眾詳細交代,不能以長官意志未審先判。


  施政報告的第二個盲點是政府角色大幅墜後,未能與時並進。


  儘管曾特首開始強調企業社會責任,但他始終將立法視為洪水猛獸、迫不得已的手段,而非推動發展的工具。在全球化的格局下,企業的影響力日益膨脹,政府不能不更積極以法律手段處理市場失效的問題。無論在環保、能源、勞工和滅貧議題上,政府均不能坐視,任由市場失衡而加深社會矛盾,這是國際社會推行可持續發展的共識。


  例如、加州的前瞻性立法推動了企業開發新技術,生產低排放汽車;歐盟的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促進了節能材料的開發。英國和愛爾蘭政府深明單靠增加就業機會不能解決在職貧窮的問題,所以在過去幾年分別推出最低工資法案。


  環保局開始就廢物管理、電力公司減排和建築物能源效益進行立法,是走對了積極的一步。特區政府會否視此為改變角色的起點,以同樣積極的態度加速公平競爭和最低工資的立法?


  曾特首在施政報告內沒有忘記引述胡錦濤主席的訓話。胡主席的科學發展觀,可能源於他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不僅看到車水馬龍的繁盛,更因看不透天安門廣場的煙霧而體會到環境質素不但影響奧運,更威脅國運。


  但願曾特首不會是一位迷失在北京舊胡同的遊客,口裏嚷要找出新方向,卻未醒覺手裏拿的地圖早已過期。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


 


 


2007年10月1日 星期一

重建或更新:舊區發展的迷思?

(原文刊載於200710月 經濟一週)


在過去數周,市區重建局接連宣佈了兩個大型的重建計劃。一個是中環卑利街及嘉咸街一帶的三十七幢戰前舊樓;另一個是俗稱「波鞋街」的旺角洗衣街重建項目。


坊間爭議最激烈的是重建帶來的利益分配:究竟樓上住宅的居民是否能盡快得到搬遷賠償?樓下商戶互是否能夠得到繼續經營或重建後原址經營?這些爭議自然重要,但我們似乎陷入了只見樹木不見林的現象:究竟為誰重建?為何重建?如何重建才能帶來最大的整體社會效益?


在歐洲,近年來興起了一個新的城市改革運動,統稱之為「可持續社區」運動。這個運動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市民樂於安居、商界樂於投資、並讓年青人充滿發展機會的社區。


可持續社區的定義可分為八個範疇:良好管冶、交通發達、優質服務、關顧環境、公平共享、蓬勃經濟、優質建築、和本土文化特色。


超過三十個歐洲國家的專家去年底召開會議,研究在全球化格局下對城市發展帶來的新挑戰-人口變化、資金流動、勞動力遷移等種種現象使城市發展的規律更難捉摸。為了推動可持續社區便需要為各個層面的市民、專業人士和政府官員裝備新技術和新知識。


回頭看香港,市區重建局聲稱採用四大業務策略(4Rs),即重建發展、樓宇復修、文物保育及舊區活化,全面引發市區更新的潛力。可是市建局從沒有具體說明採用這些策略希望達致的政策目標,與國際潮流所推崇的可持續社區是否吻合?


只有策略、沒有目標的重建計劃,究竟會得出什麼結果?


當然、對市建局來說,一個不言而喻的內部目標是財政穩健、減低風險,所以為每個重建項目發掘「經濟潛力」便變成了一股龐大的推動力。既然建設可持續社區的政策目標既非用以量度業務成敗的指標,市建局便難免日漸荒腔走板,變成一頭跑進瓷器店的蠻牛。


市建局「挖潛」的技倆是圈定一個大範圍重建區,把原有舊樓宇中間的街巷和公共空間也計算入地盤面積,然後用盡地積比率。結果建成的龐然巨物,使舊區小街小巷,充滿生氣的風格蕩然無存。


就以波鞋街和卑利街項目為例,不少專家指出市建局應該主動提出樓宇復修和更新活化的方案,而非一味向居民商戶推銷拆卸重建的選項。事實上、只要設計得宜,更新活化同樣可以滿足部分居民獲得搬遷賠償的願望。市建局斥資收購舊樓,既可以拆卸重建,亦可以復修後再出租轉讓,但後者卻有更大機會保留原區特色和文化價值,以及強化原有的社區網絡。


按照現在的發展邏輯,我們只會見到更多千遍一律的朗豪坊、中環中心和帝后華庭。蘭桂坊、史丹頓街、喜帖街、太原街這一類興旺蓬勃、有本土特色的舊街道便不可能在重建區內出現。這是我們樂見的社區、符合公平共享的原則嗎?


看來,是時候為蠻牛套上枷鎖,使之變成默默耕耘的耕牛,為建設可持續社區盡心盡力。


 


 


城市疤痕與第四支柱

(原文07101日 刊於信報「專業眼」)


在過去兩周,這個城市添了兩道疤痕。一道是在光天化日下一座七十年歷史的中國文藝復興風格建築物公然被撕破的臉皮;另一道是在圍牆後那八十年歷史的佛門建築給靜靜拆骨的殘軀。前者發生在灣仔半山的景賢里,後者在昂坪山頂寶蓮寺。這是城市發展加快步伐時迫不得已的疤痕,還是好勝逞強、走入歪路時留下的創傷?  自從特區政府在八年前起擁抱可持續發展為「區策」以來,誰能看得出城市發展的方向有什麼重大改變?


  文物保育政策付諸闕如:今年初因天星事件而匆匆出台諮詢公眾的文件,還是三年前拿出來的老樣子,連封面也沒有翻新。因為居民到處反對屏風樓而忙於招架的規劃署,唯一向公眾交代的武器依舊未變:城市設計指引內的通風評估還是停留在自願性質階段,意思是發展商一如既往、毋須遵從。


可持續發展走對路嗎?


  天星走了,皇后走了,屏風樓多了,藍天少了,在職貧窮人口十年內翻了近一番,去年庫房盈餘飆升至近六百億元:可持續發展走對路了嗎?


  經過多年的推廣,大家對於可持續發展所倚賴的三條支柱:人(社會公義)、地球(環境質素)與繁榮(經濟活力),已經耳熟能詳。可是,港府網頁上從未提及的第四條支柱,卻偏偏是本城發展舉步維艱的原因。


  從一九九二年巴西里約熱內盧的地球高峰會起,經過十五年的折騰,國際社會得到一個深刻的教訓:支撐可持續發展的第四條支柱,就是民主決策的體制。


  任何發展決策均取決於價值判斷。關於「為誰發展?為何發展?」的核心問題,沒有社會大眾通過民主程序的授權,這些決策不但易受質疑,更難以鼓動民眾的熱情為未來的福祉而作出眼前的犧牲,要結合社會公義、環境質素和經濟繁榮的願景只會遙不可及。


  建設第四條支柱有三重意義:其一、透過程序公義賦予公共決策廣泛的認受性;其二、促使所有影響發展和環境的決策能夠適時反映變遷中的社會價值;其三、鼓勵社會上不同意念的良性競爭,提升創意,從而在看似互相矛盾的政策目標中尋找出路。從正面看,只有第四條支柱才能建立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相信任,締造良好管治。


民主決策是第四支柱


  第四條支柱的理論基礎,是可持續發展史上的里程碑《里約熱內盧宣言》中的「決策權從屬於下」的原則(Subsidiarity Principle)。正如歐洲很多實踐這項原則的市政府的經驗證明,將決策權交給最受決策影響的基層持份者才是最明智之舉。為了促使發展決策能夠公平、透明和讓持份者廣泛參與,最終的保證莫過於一套民主的憲政體制。


  景賢里當眾遭毀容的鬧劇不僅揭示了官員拖延誤事,更暴露出一套長官意志至上、缺乏民主決策程序的機制,是如何與社會價值脫節。


  或許寶蓮寺在深山之上的故事,可以給我們更深刻的教訓。沒有誰知道為什麼寺內最古老的佛門建築可以不須要提交文物評估給古諮會討論而獲得拆卸批准;更沒有誰知道這是否與寶蓮寺的住持正好是特首選舉委員會內雄據一方的委員有關。


  一個缺乏民主授權的政府,難以容得下一套開放公眾參與的決策機制,因為民主決策的結果可能違背了這個政府的真正需要,令主事官員陷入兩難之局。什麼是這個政府的真正需要?這自然離不開它的權力來源的利益。對於一個並非由市民普選產生的政府來說,信任人民得冒上極大政治風險。


「參與樽頸」無法解開


  可以預見,曾特首在下周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將會學懂更多的公民社會語言:「公眾參與」不僅是「公眾諮詢」,「夥伴關係」不是「由上而下」等等。可惜目前的政治現實是,所有公共政策的諮詢已經走到一個「參與樽頸」。參與的最終目的在乎影響決策:不管參與形式多新穎,參與人數多廣泛,一場又一場由官員主演「權在我手」的公眾參與遊戲始終會被報以噓聲。


  皇后碼頭事件促使古物諮詢委員會召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公聽會,是古蹟保育史上最廣泛的一次公眾參與。可是參與的結果能夠打動委員們的良心,卻沒有動搖有關官員逆向行使「權在我手」的決心。這是「參與樽頸」的最佳示範。


  皇后碼頭、景賢里和寶蓮寺等事件的意義遠超於保育與開發的爭議,這些疤痕正好活生生地說明了建立第四條支柱的迫切性。可持續發展的成敗正繫於此。


  下次你在城中路過,發現另一道疤痕的時候,你可會想起無數人在默默構築的第四條支柱,還欠你的一雙手?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www.procommons.org.hk


 


 


2007年9月13日 星期四

從雙贏到雙輸的景賢里

(原載於 明報 2007-9-17 A31)


2007 9 14 日,是一個令人既喜且悲的日子。


事緣在2004 年初,文物價值足以媲美虎豹別墅的司徒拔道景賢里大宅招標出售,引起社會關注。為了表達市民對文物建築的愛護,長春社一方面致力與業主磋商,另一方面代表市民「一人一元」出價600萬元投標。最後業主擱置出售物業的計劃,並表示理解保育人士的關心。


上周一下午,何俊仁議員得悉景賢里異動的信息。至周二黃昏,民主黨與公民黨員發現景賢里瓦頂開始拆卸,連忙在周三下午召開現場記者會,並致函業主,屋宇署長及發展局長,聯同長春社一起要求暫停工程及將景賢里列為暫定古蹟。


上周五9 14 日,林鄭月娥局長以古物事務監督的身分出席緊急召開的古物諮詢委員會會議,隨即宣布將景賢里列作暫定古蹟。


令人欣喜的是林鄭月娥局長的果斷行動,從接獲消息到作出決定,剛好是50 小時。令人悲哀的是景賢里在4 天內已經面目全非,一座博物館級數的中國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築變得傷痕累累。社會大眾輸掉了一座本來是完好無缺的文物建築,業權人亦要面對暫定古蹟所帶來的不確定風險。


更令人痛心的是,若果政府在2004 6月,按照當時古物諮詢委員會的建議作出果斷的決定,整件事件可以成為一場公眾與業主雙贏的喜劇。景賢里或許可以步甘棠弟的後塵變成一座港人與遊客可以享用的古建築,彰顯香港中西文化結合的獨特歷史。業權人亦可以取得物業發展的補償及社會認可的回報。


究竟什麼是使「雙贏」變成「雙輸」的罪魁禍首?可以從文物政策與行政操作兩個層面尋求答案。


特區政府成立後,從民間團體以至政府內部的有識之士,均屢屢向特首進言,指出70 年代制訂的古物古蹟條例已經不合時宜,重新確立一套保育文物的機制刻不容緩。按照現行僵化的政策,一個擁有文物建築的私人業主,即使向政府伸出「友誼之手」,希望政府接管文物建築作為大眾文化遺產,亦只得吃上閉門羹。過往虎豹別墅與龍圃的經歷便足為證。景賢里的業主是否曾經此苦,才出此下策?


儘管文物政策粗疏過時,若有關官員在行政操作的層面能充分運用法例賦予的權力,景賢里亦理應可以逃過一劫。


官員疏忽職守?拖延誤事?


林鄭局長透露,去年底古蹟辦官員已經獲業主安排進入景賢里視察,究竟事後有沒有完成文物評估報告?完成報告後又為何不向古諮會匯報,亦不採取保護古蹟的行動,以至落得今天的局面?究竟是古蹟辦官員疏忽職守,還是有上級官員拖延誤事?一個在3 年前已經議決景賢里的價值,卻只能無聲無息地等待局長召開緊急會議的古諮會,是一個值得市民信賴的保育機制嗎?


文物保育政策千瘡百孔,景賢里的雙輸下場只是冰山一角。為數8800 棟的戰前樓宇,不少可以變成景賢里的翻版。只有重訂政策,改革古蹟辦、古諮會的體制,才是治本之策。林鄭局長在50 小時內展現的決斷力,能否在50 天內迸發出一份改革大計?


作者是長春社理事


 


 


2007年8月20日 星期一

從港商之死看「港深融合論」的盲點

(原載於 信報 2007-8-20 13)


本月十一日本港廠商利達公司的張姓合夥人在佛山工廠倉庫上吊身亡,肇因是該公司的一批玩具被指含鉛量超標而被美國 Mattel 公司勒令回收,以致所有產品被暫停出口,估計虧損達二點六億元人民幣。此事眾說紛紜。究竟港商是否因管理不善而走投無路?是因被賣顏料的老友害死?還是中美貿易戰下的犧牲品?


  在港商自殺的同一周,智經研究中心在特首曾蔭權號召香港向一千萬人大都會目標進發後不足一個月,發表了一份「建構港深都會」的研究報告。港深兩地政府隨即舉行以「共建國際大都會」為主題的港深合作論壇,由署理行政長官唐英年公開呼籲深港融合,建設成擁有三千二百萬平方公里及二千萬人口,超倫(敦)趕紐(約)的國際都會。特區政府一直未有就 張 先生之死發表評論,究竟這是私事一樁,還是大趨勢下必然中的偶然?


可持續消費與生產模式


  聯合國在一九九二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高峰會上,推行可持續消費與生產模式就被確認為全球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此後,可持續消費運動在全球,特別是工業化國家陸續開展。一九九八年聯合國制定了「保障全球消費者的可持續消費指引」,強調產品安全與及對社會、環境的責任。在二○○○年,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親自敦促大企業簽定「全球契約」(Global Compact),履行企業對勞工、環境、人權與反貪腐的責任。在消費者覺醒與國際社會的推動下,企業社會責任的呼聲透過全球商品生產的供應鏈,滲透到所有生產國的大小企業。


  以歐盟為例,由於消費者對產品安全的關注,從今年 六月一日 起開始實施新的「歐洲化學品管制條例」,將消費者安全的責任推向入口商和生產商,只要任何產品涉及超過三萬種化學品中的任何一種,均需要逐步實行登記、驗證和監測的程序。歐洲入口商將責任層層往上推,許多在珠三洲進行加工出口的廠商均需面對新法例的影響。


  由此可見,美國玩具商大幅回收超標產品的舉措,實在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利達公司的遭遇,自有其未為人知的因由,但從全球可持續消費意識上升,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日益高漲的大格局觀察,卻又豈屬偶然?


  值得關心的是,既然大趨勢由來有自,聲稱要擔當「市場促進者」的特區政府,究竟扮演過什麼角色?港府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態度一向是放任自流,既未有制訂政策,亦從不鼓勵港商參加一些類如「全球契約」的國際協定。


  為了適應新趨勢,歐美多國卻開始興起由商界、政府和公民團體(例如勞工組織和環保團體)共同組成多方持份者聯盟,以推動企業實踐社會責任,降低商業風險,提高公信力的新舉措。


  而近年更冒起了「責任競爭力」(Responsible Competitiveness)的概念,正是確認了在新的全球化競爭中,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可以成為提升競爭力的有效手段。但在實施時需要掃除許多政策障礙,必須由當地政府提高管治水平,積極參與。例如,英國在一九九八年由國家國際發展部支持成立「良心貿易聯盟」(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現有近四十家企業(綜合營業額超過一千億英鎊)及二十一個非政府組織成員,為協助企業實踐社會責任出謀獻策,並制定新標準。


  可持續消費與企業社會責任的潮流代表一種新價值的冒升:對環境的關顧、對社群的承擔是取得社會認可准予經營的「許可證」;凡事只講求滿足法例最低標準的年代已經過去。


  對本地廠商來說,應付這些新挑戰有多種方法。下策是消極看待新價值的崛起,由個別廠商按照日益嚴峻的國際標準提升供應鏈的管理水平以符合買家要求;中策是積極面對新價值的挑戰,由廠商聯合一起與買家斡旋,爭取更寬鬆、公平的責任分配機制;上策是將新價值為我所用,由政府支持、聯同勞工組織與環保組織成立多方持份者聯盟,主動制定國際認可的生產標準,利用國際社會對香港法制與專業水平的信心創出新的香港品牌,提升整體的責任競爭力。


   張 先生的不幸顯然發生在以下下策作為集體應變方案的大環境中。


  為什麼香港政府和商界對這些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似乎無動於中?或許可以從「港深都會」的宏大構思中尋出端倪。


  根據特區政府宣示的邏輯,以倫敦、紐約為座標,超英趕美是一個毋須驗證、不必懷疑的終極目標。當公眾還來不及反應,知識界還未開始討論的時侯,一夜之間,彷彿發展成過千萬人口的國際都會已經變成香港的宿命。


增長與發展負相關惡果


  國家主席胡錦濤自上台以來,從二○○三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起一直推動一套「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總稱為「科學發展觀」。


  根據去年十二月《光明日報》有關科學發展觀的論述:「傳統發展觀只是一種經濟發展觀,同時也是『物本主義』的發展觀。它以單純的經濟增長為價值目標,將社會發展歸之為經濟發展,將經濟發展歸之為經濟增長。然而,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必然使人們飽嘗『有增長無發展』甚至『增長與發展負相關』的惡果。而傳統發展觀的一個致命缺陷就在於,它關注如何發展得更快,而對於『為了什麼而發展』和『怎樣發展才是好的發展』這樣一個目的論、價值論問題並不關心。」


  細看智經中心「建構港深都會」的研究,報告內唯一的量化模型分析是自認「結果有可能不精確、不完全」的經濟效益分析。按此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港深都會將會在二年排名全球第三位,超越倫敦、僅次於紐約和東京,以此印證港深都會的優越性毌庸置疑。


  這是不折不扣地將經濟增長掩蓋可持續發展的思維,應驗了胡主席科學發展觀指出的死穴。


  對大部分港人來說,從親身經驗便可以回答為何發展、為誰發展的問題:改善居住環境、清新空氣、綠化社區、鄰里和睦、子女教育無憂、穩定就業、降低貧富差距、公平分享經濟成果、讓年輕人對前景充滿希望。這些實實在在提升生活質素的目標,「建構深港都會」能做到嗎?研究報告和特區政府都沒有提供答案。


香港「不宜居」


  根據《經濟學人》的調查,全球最宜居城市的排名雙冠軍是溫哥華和墨爾本,香港排名第四十一位。港深都會能使香港變成更適合居住的城市嗎?一個以人為本的政府自會把這問題置於首位,可是特首似乎並不在意。


  港商之死與港深都會的大開發思維暴露了同一套價值缺失:片面追求經濟增長、漠視以人為本的承擔、昧於世界潮流、欠缺全球視野。   張 先生的不幸難以挽回,但香港毋須重拾五十年代「大躍進」、「超英趕美」的思維來指導發展。建立文化自信,以自身的核心價值為座標,重新檢視為何發展、為誰發展的命題,是對香港公共管治的最大挑戰。公共專業聯盟主席 


 


 


2007年7月9日 星期一

新環保局如何走出困局﹖

(原載於 明報 2007-7-9 A31)


黎廣德公共專業聯盟主席


曾特首委任邱騰華作為新環保局長,是新班子中資歷最淺的政務官。這位新局長並沒有制定環境政策的經驗或環保專業的背景。這些缺陷會否令環保局難以走出目前的困局?


香港市民對環境質素惡化的不滿正與日俱增,環境決策是一門倚重科學論證的系統工程:如何選擇合適的工藝技術?如何應用有效的政策工具?皆需要結合專業知識和政治勇氣,並不能單靠民意主導。


淨化海港計劃一拖18 年尚遙遙無期,政府倡議的12個公私營合作保育高生態價值地段項目一律無疾而終,花費千萬的輪胎回收計劃胎死腹中:決策失誤的風險無日無之。


廖秀東局長在任期內逐漸與環保團體疏遠,主因之一是她未能說服特首改變「環保投資是迫不得已的使費」這種落伍思維,以致多項決策「雷聲大、雨點小」,使支持者一再失望。因此新局長的首要考驗是說服特區班子不止在發展時「兼顧」環境,而是把「環保視作契機」,成為促進發展的火車頭。許仕仁在離任司長前夕發表「環保與搵食對立」的言論,令人對此不敢樂觀。其實特區班子不必作繭自縛,它大可以通過環保政策誘發創意,開創新機遇。例如:


歐盟新推出的建築物設計守則預計在2010 年節省所有建築物兩成用電量,大大減低溫室氣體排放。為何政府不推出強制性的建築物設計守則,既可以為市民減省電費,減低屏風效應,避免市區空氣質素惡化,更可刺激新技術的應用,創造就業?


本港的垃圾回收地區基建設施尚未符合現代化城市的管理要求,為何不投資改善,並以創新技術興建轉廢為能的發電設施,卻急於把部分清水灣郊野公園擴建作堆填區?


維港不再填海,發展已達極限。新填海區為何不採用低排放的交通系統,或興建連貫海濱的行人電動走道,減低路邊空氣污染,締造商機?


針對新界北區濫用農地堆放貨櫃及維修車場的污染問題,為何不投資興建集中的現代化貨櫃停泊維修中心,同步改善鄉郊土地的保育,並活化地區經濟?


邱局長要打開新局面,必須一方面尊重專業自主,不要以政治考慮壓抑專業人士的獨立分析。釋出善意的最佳方法,莫如重新任命專業職系官員為環保署長。另一方面,必須敢於採納環保和專業團體的多元化意見,改革諮詢機制,讓公眾真正參與環境決策。這些才是推動發展的務實措施。


曾特首設計了強勢的發展局推動基建,環保局有可能逐步變成橡皮圖章。例如開發邊境禁區,牽涉大規模填海的大嶼山發展計劃等,均未曾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更未考慮這種種大計加起來的累積影響。若這些特首親自督師的鴻圖大計被證明會加劇污染和破壞生態,新局長能否拿出政治勇氣把關?還是扭曲程序,避重就輕?走出困局,存乎一心,更在乎識見與胸襟。


 


 


2007年5月30日 星期三

發展局的四大任務兩大挑戰

(原載於 明報 2007-5-30 A30)


特首曾蔭權正式建議新增一個發展局,以推動大型基建。發展局將統領工務、地政、規劃及古蹟保育部門。「發展」容易引起人們美麗的憧憬,但什麼才是切合公眾期望的可持續發展,才是關鍵所在。


按照曾特首宣稱由下而上制訂政策的方式,總結過去幾年香港市民對重大議題的取態,已經足以替發展局歸納出4 大任務:


一、提升都市生活質素


3 年前由當時政務司長曾蔭權擔任主席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進行過一次有關「都市生活空間」的諮詢,超過七成市民寧願付出經濟代價,以降低市區發展密度和提升生活質素。


近年來市區居民的不滿節節上升:如何減低屏風樓?如何通過市區重建降低而非增加建築密度?如何擺脫邊填海、邊修路、邊賣地的惡性循環和隨之而來的交通死結與路邊空氣污染?如何面對全球變暖的新挑戰?


二、改革新界土地使用模式


新界鄉郊的風貌愈來愈近似第三世界國家——具生態價值的土地變成堆填區、貨櫃場,已發展的土地卻受制於丁屋政策而未能充分利用。最近鄉議局與環保團體破天荒共同倡議成立保育基金,正是目前困局的最好寫照。發展局若果不能解開丁屋的死結,不能大刀闊斧為自然保育投放資源,便只會在新界的發展處處碰壁。


三、確立文化保育定位


目前的古物古蹟條例沿自70 年代,早已過時。其實多年來民間團體已倡議不少可行的保育機制,例如交換發展權、公私營合作、管理協議和保育基金等。發展局若果不放棄「地產主導、重商輕民」的政策思維,不正面肯定日益高漲的新文化歷史意識,不制定全面的保育機制便強行加快工程計劃,結果很可能因快得慢。


四、將傳統基建轉型為可持續基建


香港已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的經濟體系,目前面對最嚴峻的挑戰是環境惡化引發公共健康危機,和貧富分化導致社會失衡。我們究竟還需要多少修橋築路、土地開發等傳統基建?


加快發展的最佳辦法莫如推動有助改善環境、有利社會公義的可持續基建。只要發展局長能夠擴闊思維,把減廢、節能、排污、沙中線鐵路、電子道路收費等項目包括在計劃之內,再從速按照符合環境公義的原則調整西九、東南九龍、中環灣仔填海區的計劃,未來5 年的基建工程便可以成為整合城市願景的契機,而非分化社會的「潘朵拉盒子」。


即使新任發展局長能夠認清上述四大任務,他仍然需要面對兩項挑戰。


第一項挑戰是改革已經失效的民意諮詢制度。


公民社會日益成熟,由政府一手操控的城市規劃、保育與環境決策諮詢模式已經落伍。發展局應該參考正在歐洲200 多個城市推行的「可持續社區」運動,將政府主導的民意諮詢模式變革為持份者主導的公眾參與模式。發展局能否將現行政府擔當的「操控者」角色,改造成為公眾利益的忠實「促成者」?將會是成敗的關鍵。


新局長的第二項挑戰是要決定他的「忠誠」放在哪裏?


在現行特權利益掛帥的體制下,特首自然難以抵受以發展利益作為政治交換的誘惑,更難以抗拒推行形象工程的「雄心壯志」。發展局長究竟會否對特首的政治要求抱有毫不保留的「第一種忠誠」,抑或能夠堅持對香港市民的「第二種忠誠」,為子孫後代把關?這是最大的考驗。


 


 


2007年4月16日 星期一

淨化維港加速發展決心何在﹖

(原載於 明報 2007-4-16  C12)


廖秀冬局長在4 12 日撰文,表示「海淨河清,指日可待」,政府決心改善維港目前令人難以接受的水質污染,使市民在2014 年可以開始再次進行渡海泳。政府若真心改變過往軟弱無力的取態,對付環境污染,固然值得慶幸。但是細看廖局長的立論,卻使人憂慮政府口不對心。


淨化海港計劃(前稱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早於1989 年展開,其間工程多番延誤,拖延達18 年之久,至今仍未完成。


政府在2000 年委任國際專家小組進行檢討。專家小組建議,香港應盡快與國際先進標準看齊,採用生物脫氮技術進行徹底處理。


政府目前建議落實的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工程,僅僅是收集維港一帶未經處理的污水,經化學強化一級污水處理,再加入氯氣消毒。至於是否按照專家小組的建議,採用生物污水處理技術(即第二期乙工程),政府表示須留待2010/11 年始行檢討。


廖局長的取態,有兩點令人大惑不解。


第一點是政府執意以環境惡化為籌碼脅迫立法會馬上增加排污費:若立法會不通過增加未來10 年的排污費,政府將押後申請撥款興建第二期甲工程,維港水質亦不會獲得改善。


廖局長取態令人大惑不解


這種取態是等於政府明知交通道路網不敷應用引起大塞車,卻向市民表示除非開徵電子道路收費,否則不會興建道路紓緩塞車。政府在處理交通問題時從不斤斤計較,但為什麼處理環境污染時非要把收費與投資綑綁在一起?


污染者付費的原則應當支持,但是第二期甲工程最快也只會在2014 年啟用,為何政府急於在今年起增加排污費?是否屈服於政府的脅迫而增加排污費已變成立法會各黨派的道德考驗:若立法會同意一次性增加未來10 年的排污費,但政府卻一如既往、拖慢工程投資,立法會屆時如何向市民交代?


第二點令人疑惑的是:政府不願意按照專家建議馬上進行第二期乙的生物處理工程,卻表示2014 年後維港水質可以舉行渡海泳。


根據環保署委託顧問進行的水質模型推算,若只落實第二期甲工程,維港及附近一帶水域的污染物,尤其是溶解氧和氨含量,將會在2013 年超出水質標準。政府現在只承諾於2010/11 年才檢討如何進行第二期乙工程,但這項工程規劃動輒需時再多7 年。換句話說,不論屆時維港污水量會否因人口增長放慢而減少,2013 年後維港水質仍有長時間超標的風險。渡海泳是否一張空頭支票?


落實生物污水處理是徹底改善維港水質的唯一辦法。生物處理不但能讓香港追上已經落後於澳門和內地城市的標準、肩負起應有的地區性環境責任,亦可以避免在第二期甲工程內使用大量的加氯消毒,減低破壞維港生態環境的風險。


政府單在今年已經坐擁551 億財政盈餘,如果同時落實第二期甲和第二期乙工程,亦只需為淨化海港計劃在未來10 年內每年投資約20 億。


政府顯然有足夠的資源和技術,一次過開展整項工程。為什麼仍然拖拖拉拉呢?


據悉、分階段開展工程的決定是行政會議在2003 年沙士事件後拍板的。當時政府由於財政緊絀,作出這樣的決定尚屬情有可原。事到如今,是否處事官員不敢向行政會議要求翻案,重新因應目前政府豐厚的財政狀和市民對環境質素的期望而加大投資?


曾特首能否兌現加快發展的承諾?這項有利環境、創造就業的基建便是最好的試金石。


 


2007年3月3日 星期六

思維僵化 錯失良機 - 財政預算案點評

黎廣德    香港可持續發展公民議會主席及公民黨副主席


原文刊於2007年3月3日《經濟一周》雜誌


甚麼是衡量一份財政預算案成敗的最佳指標?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在下週三發表的預算案中聲稱他的目標是「


平衡社會不斷轉變的訴求」,並「為香港經濟長遠發展、社會和諧及穩定作出貢獻。」


就讓我們暫且接受唐司長為自己定下的指標,檢查他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是否合格。


今年是亞洲金融風暴以來經濟增長最強勁的一年,政府的盈餘遠遠超出估算,達到五百五十一億元。儘管唐司長難以抗拒為曾特首選舉鋪路而「派糖」的政治誘惑,政府理應有足夠資源照顧香港長遠發展的需要。


唐司長的派糖方式是通過薪俸稅、物業印花稅、酒稅及差餉回饋中產階層,且一次過額外發放綜援金額一個月,以避免市民對於政府「肥上廋下」的不滿。可惜、這些回饋忽略了既不納稅、沒有物業、亦不領取綜援的近百萬低收入階層人士,實在難言公平。


唐司長聲稱要「平衡社會不斷轉變的訴求」。根據過去一年來不同的民意調查顯示,除了就業問題以外,市民普遍認為特區面對的最大挑戰是環保、貧窮和教育三大議題。那麼、唐司長是怎樣回應市民的訴求?


政府對於應付環境惡化的挑戰,除了重復半年前早已提出補貼商用柴油車輛換車和減免環保車輛首次登記稅以外,完全沒有一項新措施,亦沒有為改善環境質素而撥備基金。更令人詑異的,是曾特首聲稱從天星碼頭事件中了解到市民對保育文化遺產的訴求,但財政預算竟然沒有提及任何對古蹟保育的投資,更沒有預留款項成立化遺產保育基金。


對於應付貧窮問題帶來的挑戰,政府只動用九億元推動幾項不痛不癢的扶貧措施,只佔今年度盈餘不到百分之二,相比起各部門去年用剩的逾一百億元,或今年二百零三億元回饋市民的金額,簡直是九牛一毛。


在全球化格局的影響下,香港的貧窮問題已經演變成多層次的嚴峻挑戰:包括兒童貧窮影響下一代的成長、跨代貧窮削弱基層市民對未來的信心、社會流動減低而形成「下流社會」的趨勢(即中產階層收入下降而向低下階層流動)。政府若果不採取果斷的長遠措施,貧窮問題不但成為社會和諧的隱患,更會變成窒礙可持續發展的因素。


財政預算對於推動小班教學以提高教育質素、實施全民退休保障以應付人口高齡化、確立制定公平競爭法的時間表以刺激經濟活力等前瞻性的措施,全部付諸闕如。


更使人費解的是,唐司長在評估政府儲備時,從昔日提出要以政府十二個月開支作為儲備水平,突然變成要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百分之三十,以今天預算的政府開支計算,即等於至少廿四個月政府開支,約五千億港元。此舉令人感到政府已經失去創意,無法將超額累積所得為香港的未來妥善投資。


眼見大好的良機被守舊的思維與缺乏政治勇氣的政府所糟蹋,實在令人惋惜。


 


 


 


2007年2月17日 星期六

公民社會西九宣言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項目即將進入關鍵時刻。政府在公民社會和立法會的廣泛質疑下,表示仍然會按照三個入圍財團的取捨決定如何將「西九」項目進行下去。


 


「西九」的土地資源是全港市民共有的珍貴資產。為了建設香港文化都會的願景,我們代表不同界別,包括專業界、文化界、智庫及參政團體,就此向特區政府作出以下呼籲:


 


★停止變相單一招標,不要將近千億元公共資產的去向押注在兩三個財團的利益計算之上。


 


★停止把文化設施與地產項目的發展捆挷在一起,不要使民眾無法直接參與西九的文化規劃,無法按照香港文化政策的長遠所需,分階段地把公眾資源投放在合適的軟硬體上。


 


★加快以公開透明、尊重持份者的方式制訂文化政策,使「西九」的規劃設計符合香港文化都會的願景及維港整體的可持續發展願景。


 


★加快成立臨時「西九發展管理局」,使各方主要持份者按照公平問責的方式推舉代表進入決策機構,由公民社會及民選議員主導,制定一套可讓民眾接受和公平參與的運作機制,以加強「西九」的民意基礎及公民認同感。


 


我們呼籲特區政府將港人的福祉置於短期政治需要之上,不要把堂堂正正的公共決策程序矮化成為利益交換的考量。


 


我們進一步呼籲關心「西九」的各個界別團體聯署本宣言,壯大公民社會的聲音。


 


 


發起聯署團體:


 


專業界別:   香港建築師學會西九關注組


 


文化界別:   香港當代文化中心      牛棚書院     進念二十面體     社區文化關注組


 


智庫:   新力量網絡


 


參政團體:   公民起動


 


跨界別團體: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會議        香港可持續發展公民議會


 


 


2007年2月15日 星期四

The Art of Development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15 February 2007


Development is a buzz word that enjoys universal appeal. That is why is it appears on every single page, often dozens of times, of Mr Donald Tsang’s election platform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Mr Tsang goes further in coining a new phrase, the “Progressive View on Development”, to characterise his own brand of development.


This arouses much interest not only because Mr Tsang is not known to be a fan of visions and theories, but because the phrase bears striking similarity to the current theory advocated by Chairman Hu Jintao in the Mainland – the “Scientific View on Development”.


The Scientific View on Development has been adopted since 2003 as the underlying philosophy behind China ’s national strategy. It emphasize a “people-focussed, holistic and coordinat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ssence, it reflects the realization by Chinese planners that sheer emphasis on economic growth at the expense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resource depletion and widening wealth gaps is simply unsustainable. New questions must be asked: For whom should development serve? What constitutes good, or bad development? Singular focus on growth by numbers is simply the wrong path to follow.


Mr Tsang did not back up his “Progressive View” with any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stead, he listed a long list of large-scale projects which he believed should be accelerated in the next 5-year term: cross-border roads and bridges, express rail links, development of Lantau, East and West Kowloon, border zones and a range of new towns in Hung Shui Kiu, Kwu Tung, Ping Che, and so on.


He went on to say that ‘an appropriate balance should be struck amongst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benefits’ though he seemed too busy to tell us on what basis would such a balance be struck. These are hardly comforting words when the point of balance will ultimately be determined by a candidate who presided over a dire situation of air pollution, who refused to invest in biological treatment for sewage around Victoria harbour, and who oversaw the sorry state of Star Ferry Pier and Former Marine Police Station at Tsimshatsui Hill.


For any reader who cares to flip through Mr Tsang’s election platform, the message cannot be clearer: the “Progressive View on Development” means accelerated construction. Success will be measured by the number of completed projects, not by quality-of-life measures. This is the opposite of w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eeks to abandon by promoting the “Scientific View on Development”.


Is this conceptual confusion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deliberate, or a result of Mr Tsang’s overarching desire to look after business interest?


Whatever the reason behind it will not be an easy path to take for Mr Tsang even if he is almost guaranteed a position to govern for the next 5 years. Sooner or later, people will ask some obvious questions: do we need to flatten more land and construct more new towns when our population growth rate is declining? How will a border development zone benefit our workers when the sites are less accessible from Hong Kong than Shenzhen? Will more cross-border roads and bridges generate a reasonable rate of return when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Mr Tsang’s strongest argument is job creation. His cheerleader who can hardly represent the engineering profession has been quick to jump in with no questions asked. Yet anyone who is familiar with the ‘Broken Window’ fallacy can point out that building a piece of superfluous infrastructure is the same as deliberately breaking a shop window to create jobs.


On the face of it, a broken window puts people to work and increases total output. Since this creates jobs, would we be better off breaking lots of windows and repairing them?


The fallacy lies with "what is seen and what is not seen."


What is seen is the broken window repairing and the workers that get employed, and the money they in turn spend. What is not seen is that these workers and resources would have been employed in something else if not for the broken window. What ultimately benefits society is not jobs but goods.


In the local context, should our public resource not be spent to tackle our biggest challenges –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worsening poverty? Jobs can equally be created by diverting resources to these socially desirable projects. Furthermore, as Mr Tsang wishes, these alternative projects can proceed faster because they will enjoy wide community support.


Many of these projects are crying out for investment – Harbour Area Treatment Scheme, integrated waste treatment facilities, Shatin-Central rail link, adaptive reuse of Central Police Station complex, outstanding community facilities promised by the Urban Council many years ago. The list goes on.


Engineers and construction workers alike will benefit from these jobs – more and faster. More important, the output of their work will serve public interest, not stand idle as white elephants.


How progressive is Mr Tsang when his view on development goes against the tide?


 


Albert Lai Kwong-tak is the Chairman of the Hong Kong People’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Vice-chairman of the Civic Party


 


 


2007年1月17日 星期三

環保與貧窮 絆腳石還是火車頭


(原載於 明報 2007-1-17 B12)


特首曾蔭權去年10 月發表施政報告前一周,荷蘭阿姆斯持丹市長高肯發表了全球第一份涵蓋全市的可持續發展報告。報告指出, 「投資於人民環境是該市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接受環境關顧、生物多樣性及滅貧的社會責任可以擴闊我們的知識視野」。相反,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出的三大挑戰之首,就是詬病港人對環保與文化保育的關注已成為經濟發展的絆腳石,影響公共投資速度以至庫房進帳。


在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與當地企業卻身體力行,致力把環境與貧窮的挑戰轉化成經濟增長火車頭。舉例說,該市正建設一個兼具廢物回收功能的轉廢為能的發電廠,發電效率可達30%。去年中,該市的電力公司利用深水湖泊的湖水頂部與底部的溫差,建成了全球第一項地區空調工程,比傳統工藝減少了60%的溫室氣體排放,同時吸引了大企業在該區落戶,造就了該公司往外發展的競爭優勢。


環境惡化與貧富兩極化不啻是全球化格局下的產物,究竟這兩項挑戰是窒礙經濟增長的絆腳石,還是帶動發展的火車頭?從阿市市長與曾特首大相逕庭的取態表明,答案端視乎這個城市是否有清晰的願景、豐富的創意與良好的管治。


香港沒有深水湖泊,但我們緣何不能加快固體廢物回收步伐,以創新技術興建轉廢為能的發電設施,卻急於把清水灣郊野公園一部分劃作堆填區擴建範圍?維港不再填海的限制帶來發展的局限,港島北岸的交通擠塞已非單靠中環灣仔繞道能長遠解決,為何我們不容許本地工程界一展所長,設計靈活的電子交通管理系統,或興建連貫海濱的行人電動走道,把港島變成創意運輸之都?


啟德的長條形地塊和明渠水質污染制約了規劃的空間,但我們能否趁此發出全球招標,鼓勵投資零排放的運輸系統,同時撥出部分區塊作為「創意設計區」,提供空間給本地文化人和建築師運用創意保存本土文化,同時作為觀塘和土瓜灣舊區重建的延伸地段,使市區重建變成滅貧和活化本土經濟的手段,帶動地區發展?


要徹底改善維港水質,必須盡早完成昂船洲污水廠生物處理設施。因應該地盤缺乏擴建空間的局限,我們能否邀請工程界採用近年開發的省地設計和工藝,加快投資第2 期工程,走在潮流之先?


針對新界西北濫用土地堆放貨櫃及挪用農地作維修車場的污染問題,為何不能投資興建集中的現代化貨櫃停泊維修中心,再加上地區性稅收優惠政策,吸引私人投資,既可活化社區經濟,減低「悲情城市」的危機,同時改善鄉郊土地的保育,使新界不致走上「第三世界化」的厄運?


又例如正在爭議的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保育問題,專業人士早已提出融合發展與保育的雙贏方案,奈何卻因政治考慮而胎死腹中?


囿於傳統思維和受制於曾特首的發展觀的決策官員,自會找出千百個理由,說明為什麼上述種種建議皆不可行。受制於缺乏專業自由和專業獨立的體制,政府內部的數千工程師、規劃師和建築師往往難以暢所欲言,發揮創意。可是,損失發展機遇的,終歸是誰?


香港需要的創意不能再局限於維港激光匯演,或三幾套模仿百老匯的歌劇,特首埋怨公共投資步伐緩慢,卻忘記了一套抱殘守缺的發展觀,才是經濟增長最大的絆腳石。其實,阿姆斯特丹的發展並非今天的發明,早在1987 年聯合國的「白切朗」報告,提出可持續發展概念,致力實踐一種既滿足現今世代的需要,卻不會削弱子孫後代滿足自身需要的能力的發展。經過92 年的里約「地球高峰會」和02 年的「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後,把理論付諸實踐的經驗已遍佈全球。


香港並不缺乏充滿創意的專業人士、文化人和商業奇才,卻苦苦受制於一個願景貧乏、因循苟且的體制。當政府領袖踏出的每一步均受制於小撮人的政治特權,當公民社會踏出的每一步均被解讀為窒礙發展的絆腳石時,我們便清楚看到一個不民主的體制對城市發展的傷害。


要有創意的城市,便不能有願景空洞的政府。要有願景的政府,便不能有扼殺公民權利的憲制。什麼時候港人才能點石成車,把絆腳石變成火車頭?


 


 

2007年1月13日 星期六

強化企業責任 再創香港品牌

近月來香港市民面對的食物安全問題,可說無日無之。從淡水魚的孔雀石綠,水果的殘餘農藥超標,以致近日的油魚冒充銀鱈魚事件,均顯示香港整個的食物安全系統呈現制度性失效的問題。可是,這些問題我們應該單以食物安全的角度入手嗎?


若果我們分析整個香港食品的供應鏈,要尋求食物安全的答案只有兩個途徑:一就是從政府監管入手,二便是從企業社會責任入手。


在全球化的格局下,香港的食品來源五花八門。供應鏈可以說伸展到幾乎全球的每一個角落。每個生產國、出口國、或轉口國均有不同的監管模式、標籤制度、檢查制度和安全標準。政府的監管之手不可能延伸到別國的領域裏,而國際間的協議並不完備。所以,若果單憑政府監管,自然難免粗疏。


事實上,最能夠了解整個供應鏈的來龍去脈的,便是控制供應鏈的企業本身。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下,進口食物的企業自會摸準消費者的需要,在符合政府監管的條件下進口和銷售最符合企業自身利益的產品。但由於監管制度結構性的漏洞,消費者的利益便難以得到長期有系統的保障。


最近有一條與香港息息相關卻被人忽略的消息:瑞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在馬來西亞進行的研究發現,當地的石班及蘇眉魚獲數目,在一九九五至二OO三年間下跌了九成九。究其原因,珊瑚魚數目大幅下降是由於華人嗜吃海鮮,在需求量有增無減的情況下,漁商不惜利用破壞性的手法,包括以山埃或炸藥濫捕而對珊瑚礁造成難以挽回的破壞,從而摧毀珊瑚魚賴以繁殖的生態系統。


顯而易見,引入社會企業責任的概念,促使企業滿足社會大眾對產品安全、環境保護、勞工權利和人權標準的要求,是一個補足監管漏洞的重要途徑。


要成功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必須具備多方面的條件:例如市民對可持續消費的意識、企業對社會期望的了解、民間團體的推動、投資者和金融市場對負責任企業提供的誘因、政府作為促成者的態度等等。


兩周前香港政府公佈了配合內地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的行動綱領,其中一條主要的建議便是要重新塑造香港品牌。在全球化激烈競爭的今天,香港品牌還能夠單以標榜質量、標榜價廉物美作為號召嗎?


從2005年起,國際上開展了一個有關「責任競爭力」的研究,初步研究的結果表明,提高社會企業責任有助提高整個國家在國際上的競爭力。當我們重新開創香港品牌的時候,是否應該把提昇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主要內容,從而突顯香港品牌不但具有競爭力,並且以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依歸?


若果通過政府、商界、和公民社會的多方合作,成功創造出以企業責任為核心的新香港品牌,得益的不但是追求競爭力的香港企業,和終日誠惶誠恐的消費者,並且可以惠及鄰近地區的工人、農民、和生態環境,難道這不是值得我們努力的目標嗎?


 


 


2007年1月1日 星期一

倒後還是往前 - 文化保育的發展觀

近日香港很多大街小巷中的古舊樓宇突然熱鬧起來,起因是政府剛剛公佈了四百九十六座被評級的文物建築,於是各方的傳媒記者紛紛在城中到處打轉,一窩蜂地向這些古舊建築尋找新聞素材。


其實香港市民對文化古蹟保育的訴求,自從七十年代起就從來未有間斷。目前立法會所在的最高法院大樓便是由於兩個民間團體在七十年代大力游說政府後所保留的古建築。近日來,政府突然從天星碼頭事件醒覺到公民社會對於文化遺產保育的訴求,便馬上希望亡羊補牢。


有趣的是,曾特首把市民的訴求簡單地理解成集體回憶的感情。政府重視文化遺產固然是件好事,但是我們究竟是否了解文化保育背後的涵義、還是由於政府急於安撫民心、而團團亂轉呢?


文化古蹟的保育必須先建基於一個文化願景。要建設成為一個世界級都會,香港必須有建設成為一個文化都會的決心。香港的文化願景應與世界不同地區的多元文化接軌,同時發展本土文化。因此,香港必需處理「文化全球化」以及文化從屬經濟化的趨勢,例如社會對流行全球的強勢文化產品或價值觀輕易接受的態度,令自我文化內涵變得模糊。


香港人、包括在天星事件上鍥而不舍的年輕一代,真正關心的是尋找自我身分認同、建立本土文化自信、爭取人民參與規劃的空間。香港應該討論如何採納一個「互動發展」的文化願景,對外來的文化採取靈活、理性、開放、前瞻、磨合、包容、有生命力的共同發展的態度,對本土文化也有多元、多層次的理解。這是讓不同想像的文化民主地發展的一份承擔。只有在這樣的文化願景上建立的文化遺產保育政策,才有真正的生命力。


一直以來、政府欠缺一份全面的文化遺產保育政策,只對保留古建築有非常狹隘的理解。現在加上所謂集體回憶的標準,便更加不知所措。


其實政府早在二零零四年初便因應各方的壓力提出了一份文化遺產保育的諮詢文件。當時各界的反應冷淡,是由於政府在文件中只提出一些抽象模糊的概念,例如什麼是集體回憶、是否應該進行區域性、而非單棟建築的保育等等。基於各方責難,政府當時答應在一年內馬上推出第二階段的文件,提出具體的保育機制以供各界諮詢。


可是現今兩年過去了,政府在上周卻仍然表示未能推出第二階段的諮詢文件,並且需要向社會大眾再次諮詢集體回憶的準則。對於關心本土文化發展、甘願在天星碼頭熬夜的年青人,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保育文化遺產並不是為了向後看、更不是為了漫無目的地往後回憶,而是為了打好自身的文化基礎、建立自信往前可持續發展。什麼時候特區政府才能夠明白,文化保育是對社會進步的投資,而非經濟發展的絆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