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5日 星期四

公共專業聯盟支持天水圍"衝開圍城" Support Tin Shui Wai People!


公共專業聯盟支持由天水圍居民在20071125日主辦的"衝開圍城.踏出新天"行動,我代表公共專業聯盟,以各成員之專業知識,建議完善天水圍之規劃方法。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supports the people in Tin Shui Wai.  On 25 November 2007, members of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and I pledged to encompass our expertise to facilitate a better urban planning in Tin Shui Wai.



2007年10月16日 星期二

舊胡同內的新方向

(原載於 信報 2007-10-16 21)


「脫胎換骨」-這是政府高層在上周施政報告發表前對曾特首的期許。弔詭的是,曾特首在上周三立法會議事堂內宣布要打造「新香港人」,似乎並未有讓他「脫胎換骨」,但是在兩天後電台錄音室發表的「民主變文革論」,卻顯然讓市民對他「另眼相看」。  今年的施政報告勾勒了未來五年特區政府的施政大計。「三個堅持」、「十大建設」、「進步發展觀」和「香港新方向」都是曾特首希望港人銘記於心,甚至讓他名垂青史的宏願。


  曾特首的「進步發展觀」表面上處處有胡錦濤主席上任以來推行的「科學發展觀」的影子,但一落實到政策建議,卻又大相逕庭。他強調以基建帶動經濟發展,以活化帶動社區發展,和以助人自助理念推動社會和諧。曾特首的第一個堅持是「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否則「其他一切願景都只是空談」。顯然在他的心目中,一切環保、保育、扶貧、公義的目標都與經濟發展都有先後與主次之分。


  先看施政報告中的重頭戲十大建設。十大建設是「五虛五實」只有五個項目在曾特首任內有具體動工的時間表,其他五個會否落實已非他所能左右。這些項目離不開修橋築路,土地開發,卻沒有包括一些市民熱切期望,有利環境改善的項目,例如討論了十八年的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乙的生物處理設施。很多社區迫切需要、有助減低貧富不均的基建,例如東涌醫院、天水圍的全日托兒中心和觀塘的表演劇院也不在優先之列。


  與其在十大建設中包含遙遙無期的五虛項目,何不替換上這些有利環保、有助扶貧的建設,使拼湊而成的十大建設成為「十大可持續建設」,加快上馬,糅合經濟增長、環保與公義的目標。


施政理念兩大盲點


  只要拋開口號、仔細檢視報告內具體承諾的行動,不難察覺到特首施政理念的兩大盲點。


  第一個盲點是混淆「發展」與「開發」兩個概念。


  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提高人民生活質素,可以用國際公認的指標量度。例如,五年後香港人均工資能否提高?一百三十萬的貧窮人口能否減半?每年一千六百人死於空氣污染的數字會否下降?香港在「可宜居城市」的排名現是第四十一位,可否跳升十位?


  但開發是粗放型、不計較效益的投資。開發不但不計算社會和環境效益,對經濟效益亦只會含糊其詞,但求在投資過程中有人上下獲利。香港近年落成的基建的使用率全部大幅低於預期 - 從西鐵到西部通道,從落馬洲支線到機場博覽中心 - 這並不表示這些建設一定沒有長遠效益,但這是一個重要的警號,提醒官員注意:香港已趨成熟的經濟體系對於硬件基建的需求正在轉型。


政府角色大幅墮後


  十大建設究竟是開發還是發展?對可持續發展指標有多大效益?還有待政府向公眾詳細交代,不能以長官意志未審先判。


  施政報告的第二個盲點是政府角色大幅墜後,未能與時並進。


  儘管曾特首開始強調企業社會責任,但他始終將立法視為洪水猛獸、迫不得已的手段,而非推動發展的工具。在全球化的格局下,企業的影響力日益膨脹,政府不能不更積極以法律手段處理市場失效的問題。無論在環保、能源、勞工和滅貧議題上,政府均不能坐視,任由市場失衡而加深社會矛盾,這是國際社會推行可持續發展的共識。


  例如、加州的前瞻性立法推動了企業開發新技術,生產低排放汽車;歐盟的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促進了節能材料的開發。英國和愛爾蘭政府深明單靠增加就業機會不能解決在職貧窮的問題,所以在過去幾年分別推出最低工資法案。


  環保局開始就廢物管理、電力公司減排和建築物能源效益進行立法,是走對了積極的一步。特區政府會否視此為改變角色的起點,以同樣積極的態度加速公平競爭和最低工資的立法?


  曾特首在施政報告內沒有忘記引述胡錦濤主席的訓話。胡主席的科學發展觀,可能源於他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不僅看到車水馬龍的繁盛,更因看不透天安門廣場的煙霧而體會到環境質素不但影響奧運,更威脅國運。


  但願曾特首不會是一位迷失在北京舊胡同的遊客,口裏嚷要找出新方向,卻未醒覺手裏拿的地圖早已過期。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


 


 


2007年10月1日 星期一

重建或更新:舊區發展的迷思?

(原文刊載於200710月 經濟一週)


在過去數周,市區重建局接連宣佈了兩個大型的重建計劃。一個是中環卑利街及嘉咸街一帶的三十七幢戰前舊樓;另一個是俗稱「波鞋街」的旺角洗衣街重建項目。


坊間爭議最激烈的是重建帶來的利益分配:究竟樓上住宅的居民是否能盡快得到搬遷賠償?樓下商戶互是否能夠得到繼續經營或重建後原址經營?這些爭議自然重要,但我們似乎陷入了只見樹木不見林的現象:究竟為誰重建?為何重建?如何重建才能帶來最大的整體社會效益?


在歐洲,近年來興起了一個新的城市改革運動,統稱之為「可持續社區」運動。這個運動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市民樂於安居、商界樂於投資、並讓年青人充滿發展機會的社區。


可持續社區的定義可分為八個範疇:良好管冶、交通發達、優質服務、關顧環境、公平共享、蓬勃經濟、優質建築、和本土文化特色。


超過三十個歐洲國家的專家去年底召開會議,研究在全球化格局下對城市發展帶來的新挑戰-人口變化、資金流動、勞動力遷移等種種現象使城市發展的規律更難捉摸。為了推動可持續社區便需要為各個層面的市民、專業人士和政府官員裝備新技術和新知識。


回頭看香港,市區重建局聲稱採用四大業務策略(4Rs),即重建發展、樓宇復修、文物保育及舊區活化,全面引發市區更新的潛力。可是市建局從沒有具體說明採用這些策略希望達致的政策目標,與國際潮流所推崇的可持續社區是否吻合?


只有策略、沒有目標的重建計劃,究竟會得出什麼結果?


當然、對市建局來說,一個不言而喻的內部目標是財政穩健、減低風險,所以為每個重建項目發掘「經濟潛力」便變成了一股龐大的推動力。既然建設可持續社區的政策目標既非用以量度業務成敗的指標,市建局便難免日漸荒腔走板,變成一頭跑進瓷器店的蠻牛。


市建局「挖潛」的技倆是圈定一個大範圍重建區,把原有舊樓宇中間的街巷和公共空間也計算入地盤面積,然後用盡地積比率。結果建成的龐然巨物,使舊區小街小巷,充滿生氣的風格蕩然無存。


就以波鞋街和卑利街項目為例,不少專家指出市建局應該主動提出樓宇復修和更新活化的方案,而非一味向居民商戶推銷拆卸重建的選項。事實上、只要設計得宜,更新活化同樣可以滿足部分居民獲得搬遷賠償的願望。市建局斥資收購舊樓,既可以拆卸重建,亦可以復修後再出租轉讓,但後者卻有更大機會保留原區特色和文化價值,以及強化原有的社區網絡。


按照現在的發展邏輯,我們只會見到更多千遍一律的朗豪坊、中環中心和帝后華庭。蘭桂坊、史丹頓街、喜帖街、太原街這一類興旺蓬勃、有本土特色的舊街道便不可能在重建區內出現。這是我們樂見的社區、符合公平共享的原則嗎?


看來,是時候為蠻牛套上枷鎖,使之變成默默耕耘的耕牛,為建設可持續社區盡心盡力。


 


 


城市疤痕與第四支柱

(原文07101日 刊於信報「專業眼」)


在過去兩周,這個城市添了兩道疤痕。一道是在光天化日下一座七十年歷史的中國文藝復興風格建築物公然被撕破的臉皮;另一道是在圍牆後那八十年歷史的佛門建築給靜靜拆骨的殘軀。前者發生在灣仔半山的景賢里,後者在昂坪山頂寶蓮寺。這是城市發展加快步伐時迫不得已的疤痕,還是好勝逞強、走入歪路時留下的創傷?  自從特區政府在八年前起擁抱可持續發展為「區策」以來,誰能看得出城市發展的方向有什麼重大改變?


  文物保育政策付諸闕如:今年初因天星事件而匆匆出台諮詢公眾的文件,還是三年前拿出來的老樣子,連封面也沒有翻新。因為居民到處反對屏風樓而忙於招架的規劃署,唯一向公眾交代的武器依舊未變:城市設計指引內的通風評估還是停留在自願性質階段,意思是發展商一如既往、毋須遵從。


可持續發展走對路嗎?


  天星走了,皇后走了,屏風樓多了,藍天少了,在職貧窮人口十年內翻了近一番,去年庫房盈餘飆升至近六百億元:可持續發展走對路了嗎?


  經過多年的推廣,大家對於可持續發展所倚賴的三條支柱:人(社會公義)、地球(環境質素)與繁榮(經濟活力),已經耳熟能詳。可是,港府網頁上從未提及的第四條支柱,卻偏偏是本城發展舉步維艱的原因。


  從一九九二年巴西里約熱內盧的地球高峰會起,經過十五年的折騰,國際社會得到一個深刻的教訓:支撐可持續發展的第四條支柱,就是民主決策的體制。


  任何發展決策均取決於價值判斷。關於「為誰發展?為何發展?」的核心問題,沒有社會大眾通過民主程序的授權,這些決策不但易受質疑,更難以鼓動民眾的熱情為未來的福祉而作出眼前的犧牲,要結合社會公義、環境質素和經濟繁榮的願景只會遙不可及。


  建設第四條支柱有三重意義:其一、透過程序公義賦予公共決策廣泛的認受性;其二、促使所有影響發展和環境的決策能夠適時反映變遷中的社會價值;其三、鼓勵社會上不同意念的良性競爭,提升創意,從而在看似互相矛盾的政策目標中尋找出路。從正面看,只有第四條支柱才能建立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相信任,締造良好管治。


民主決策是第四支柱


  第四條支柱的理論基礎,是可持續發展史上的里程碑《里約熱內盧宣言》中的「決策權從屬於下」的原則(Subsidiarity Principle)。正如歐洲很多實踐這項原則的市政府的經驗證明,將決策權交給最受決策影響的基層持份者才是最明智之舉。為了促使發展決策能夠公平、透明和讓持份者廣泛參與,最終的保證莫過於一套民主的憲政體制。


  景賢里當眾遭毀容的鬧劇不僅揭示了官員拖延誤事,更暴露出一套長官意志至上、缺乏民主決策程序的機制,是如何與社會價值脫節。


  或許寶蓮寺在深山之上的故事,可以給我們更深刻的教訓。沒有誰知道為什麼寺內最古老的佛門建築可以不須要提交文物評估給古諮會討論而獲得拆卸批准;更沒有誰知道這是否與寶蓮寺的住持正好是特首選舉委員會內雄據一方的委員有關。


  一個缺乏民主授權的政府,難以容得下一套開放公眾參與的決策機制,因為民主決策的結果可能違背了這個政府的真正需要,令主事官員陷入兩難之局。什麼是這個政府的真正需要?這自然離不開它的權力來源的利益。對於一個並非由市民普選產生的政府來說,信任人民得冒上極大政治風險。


「參與樽頸」無法解開


  可以預見,曾特首在下周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將會學懂更多的公民社會語言:「公眾參與」不僅是「公眾諮詢」,「夥伴關係」不是「由上而下」等等。可惜目前的政治現實是,所有公共政策的諮詢已經走到一個「參與樽頸」。參與的最終目的在乎影響決策:不管參與形式多新穎,參與人數多廣泛,一場又一場由官員主演「權在我手」的公眾參與遊戲始終會被報以噓聲。


  皇后碼頭事件促使古物諮詢委員會召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公聽會,是古蹟保育史上最廣泛的一次公眾參與。可是參與的結果能夠打動委員們的良心,卻沒有動搖有關官員逆向行使「權在我手」的決心。這是「參與樽頸」的最佳示範。


  皇后碼頭、景賢里和寶蓮寺等事件的意義遠超於保育與開發的爭議,這些疤痕正好活生生地說明了建立第四條支柱的迫切性。可持續發展的成敗正繫於此。


  下次你在城中路過,發現另一道疤痕的時候,你可會想起無數人在默默構築的第四條支柱,還欠你的一雙手?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www.procommons.org.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