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4日 星期二

自毀長城的自駕遊

去年2月,時任政務司司長的唐英年與廣東省簽訂《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的《2011 年重點工作》,為了「讓兩地居民都實質體驗到粵港合作帶來的成果」,宣布推出「自駕遊」。

 當時,他只提及香港私家車北上廣東,卻略去內地車南下香港的環節,亦從未諮詢公眾;運房局準備下月接受香港車主申請北上,是希望為南下計劃營造米已成炊的印象。

 「自駕遊」面紗的背後,其實是「左軚車自由行」,鼓勵內地的有車階級驅車直達旺角飲早茶,往海洋公園消閒或銅鑼灣掃貨,再到中環或尖沙咀晚宴後,便過境回家。去年來港內地客有二千八百萬人次,令香港鬧市早有人滿之患,為何政府仍要暗中推動內地車南下?

 表面原因是方便內地居民。但據稱初期的名額很少,有辦法從廣東省政府拿到名額的「貴客」,恐怕不是高官便是大款。不過,他們其實早已有辦法用中港車牌的公務車過境, 「自駕」只是方便在香港鬧市炫耀名車而已。

 真
正原因恐怕在後頭——港府一直高估跨境交通的需求,以西部通道來說,現今車流量每天約一萬輛,比原來預算足足少了二萬輛;再看港珠澳大橋,預計通車後二十
年每天也只有四萬二千輛,比原先設計少一半,大橋收入不但無法償還八百三十億元投資,可能連貸款利息也無法負擔。特區政府為了「填數」而未雨綢繆,豈非極
具「遠見」?

 違背政策自摑三巴

 可惜,特區政府這種「填數」手段卻摑了自己三記耳光,因為它違背了交通、環保和經濟等三方面的既定政策。

 香港路面狹窄,少用私家車、多用公共交通網絡是特區的一貫政策,這也是政府斥巨資興建高鐵、落馬洲支線、沙中線等鐵路的理據,也是去年政府堅持要增加汽車首
次登記稅、以減少路面車輛的理由。偏偏「自駕遊」卻鼓勵左軚車在鬧市爭路,除了增加意外風險,同時也浪費鐵路投資,與交通政策背道而馳。這是第一記耳光。

環境局剛宣布採納新的空氣質素指標,雖然明明政府有權馬上實施而毋須以立法為藉口拖延至2014年,但已明確承認路邊空氣污染急須改善;內地車燃油的含硫量
高,所以排放廢氣一架左軚車可頂十架本地車。「自駕遊」是否要令每年因空氣污染而提早死亡的三千二百個冤魂倍增?這是第二記耳光。

 為
了應付全球氣候變化,實施低碳經濟發展,既是中央國策,亦是特區政府宣布以2020
年碳排放強度減少一半為目標的原因。內地車來港後它們的「碳足印」便要算入香港的排放賬目內,等於香港要多花錢減排(例如補助電動車、多用天然氣和風力發
電或購買碳信貸),才能達到原定目標,納稅人被迫補貼享受左軚車自由行的豪客。這是第三記耳光。

 曾蔭權的夕陽政府捱三記耳光不算一回事,但最終代價必然由港人埋單。無論是交通或環境承載量,香港猶如一個盛滿牛奶的大碗,要從外面倒污水進來,就必然擠掉牛奶:吸廢氣的行人、多交登記稅的車主,以及向庫房貢獻的全體市民,都會被犧牲。

 粵港條件各不相同政府暗示北上南下要對等,否則對廣東省不敬。真的是對等?香港道路全長二千公里,廣東省是十四萬公里;車輛入境香港後無法與市區隔離,廣
州、深圳等市區都有辦法阻隔外地車輛;香港第三者保險最高賠償額一億元,廣東省大約是十二萬元人民幣;在香港發生意外可倚賴司法解決,在內地靠錢靠關係也
不靠法院……。香港與廣東對等?無疑天方夜譚。

 廣東省如果認為容許香港私家車入境是利大於弊,而部分香港車主甘願冒險北上,這是互惠互利的買賣,港府可以配合。但北上與南下毋須綑綁,兩地政府可按照本土條件各自決策,這根本與面子無關。

 中港交往日趨頻繁,但特區不能自毀長城,放棄本土發展的自主權,否則摩擦加劇,中港利益均會受損。內地車的審批權不在特區政府而在內地公安局,一如今天的單程證名額,屆時會否變成雙非孕婦直通車,或有證等於無證的鬧市飆車?

 南
下「自駕遊」的決口不能打開,那不在於首批入境車數目的多寡,而是因為這個發展方向會把香港引入死胡同,逐漸淪為一個喪失自我的大陸消費城市。上周末,公
民黨在銅鑼灣設街站呼籲「擱置自駕遊」,竟有不少內地人簽署,更有人趨前說:
「自由行已很方便,粵港政府是多此一舉。」保住香港獨特的城市生態,反而有利中港經濟蓬勃發展。香港為誰而建?
「自駕遊」的爭議,其實是一場對未來城市願景的角力。

 (詳細論述可參考「香港為誰而建?」聯署聲名www.ipetitions.com/petition/hong-kong-who-is-it-for/,或參加2 月19 日下午二時在城市大學LT-18室舉行的公開論壇)。

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

 

[原刊於 信報, 14.2.2012]


2012年2月3日 星期五

土地與人口 重奪本土發展的自主權

政府推出了一個被譽為「雄心萬丈」的填海計劃,涉及全港25 個選址。自從董去曾來,市民盼望一個既有願景亦有執行力的政府,已近乎死心。無論這項構思是否不可思議的「敗部復活」,土地規劃確實是不可迴避的發展議題,關鍵在於現今的探索是否走對方向?



地規劃不能立足於浮沙之上,首要基礎是人口規劃。發展局建議建立土地儲備,因為到2039 年預測人口會達到890
萬。姑勿論這項估算應否因政府經常報大數而令人質疑(例如政府在4 年前曾經把2030 年的人口預測從920 萬下調至840
萬)〔註一〕,未來的人口增長取決於今天的政策。


居留權政策製造矛盾


3 位特首參選人對人口政策點到即止,只着眼於短期的資源緊絀,尚未意識到(或不願指出)人口規劃失誤的全盤風險。


「香
港為誰而建?」
——這是全社會必須討論的根本命題。今天人口政策的癥結是居留權政策,而居留權政策的根本矛盾是內地單程證審批權和父母均非港人的「雙非嬰兒」。到了
2039 年,前者逾150 萬,後者至少有120
萬〔註二〕。單程證名額香港無權審批,以貪污或權勢「打尖」來港的指控時有所聞,不符合公平客觀的基本原則。


「雙非嬰兒」
要到18
歲,才有資格把年滿60歲而在內地無依靠的父母申請來港。根據統計署調查,近一半個案只是打算「買保險」而無意定居香港,但另一半被送來港的兒童只能投靠
親友,無法在正常的家庭環境中成長(有社工表示已經有社會福利署需要介入照顧的個案)。大約從2030
年開始,待他們有能力將年邁父母申請來港時,又會面對新問題(屆時本地人口老化,65
歲以上人口佔25%)。另一半自小到大在內地成長的港嬰,一旦內地經濟情况有變或出現社會動盪,有可能以10
萬計湧港來「兌現保險」,屆時對本土價值和社會資源有多大衝擊?


現行政策製造社會矛盾,亦不符合人倫之道:香港無法按照未
來發展的需要分配居留權,取得居留權的港人卻被迫在撕裂的家庭中成長。特區政府收回單程證審批權,修改《基本法》,建立一套尊重人倫和切合本土需要的新移
民政策,取代「雙非嬰兒」自動獲發居留權的安排,才是治本之道。居留權問題不處理,人口無法預測,土地規劃更無從說起。


發展目標模糊不清


增加土地供應並非只為了容納新增人口,更必須針對香港人已經忍無可忍的「可恥待遇」:香港人均住房面積為145 平方呎,大大落後於珠三角的360 平方呎和國際上宜居區域的平均水平430 平方呎。



意味什麼?籠屋、劏房和棺材房大行其道,使香港成為國際笑柄。新婚夫婦即使能夠置業,面積也愈來愈縮水,年輕一代看不到改善生活的出路。政府不但沒有想辦
法讓市民住得寬敞一點,反而為了掩飾政策失誤而推出「限呎地」,唐英年甚至提出每間面積100 平方呎的「青年公屋」,他們是否嫌香港人住得不夠可憐?


人均住房面積應該增加多少?居住密度在市區降低還是在新界調高?不同區域和用途的土地如何制訂地積比率?每一項答案都會對城市風貌、社區生態和環境質素有深遠影響,政府諮詢文件卻全交白卷。



管前設條件含糊不清,發展局聲稱共需土地4500 公頃,扣除現成供應外,尚欠1500
公頃。但細看政府早前公布的「香港2030」策略研究,當時的結論是全港共需1200 至2000 公頃新增土地,但已知供應量有1500
公頃,所以毋須額外尋找土地,更毋須填海〔註三〕。為什麼幾年之間自打嘴巴?究竟是早前曾蔭權政府因為不願賣地而低估需求,還是今天因為執意填海而低估供
應?


重南輕北的陷阱


發展局指有6
項土地供應來源,簡而言之就是政府土地和私人土地兩類。公家填海的優點是由政府主導,毋須處理私人業權,更可就地棄置泥頭。即使撇開填海造地的環境影響,
這些優點會變糖衣毒藥,成為政府藉口,避開壓抑新界發展的三座大山:丁屋、棕土和圈地。丁屋用地已有過千公頃,政府向原居民低頭不敢止血,更鼓勵城規會寬
鬆處理,因而入侵綠化地帶,威脅郊野公園生態。同時,近千公頃的回收場、貨櫃場和非法堆填區形成半開發、半廢棄的棕土地帶,經濟利用價值低劣,更造成土壤
污染和交通錯配等諸種問題。趁此亂局,各大地產商紛紛收購新界農地,單以六大地產商為例,總共擁有的土地儲備(包括部分市區土地)面積已達1200
公頃〔註四〕。部分項目被環保團體批評為「先破壞、後開發」,令良田變荒地,荒地變廢墟。他們低價購入農地,進可攻(說服城規會更改用途),退可守(靜待
政府發展時高價而沽或以公私合作開發的方式圖利),猶如內地俗稱的「圈地」,令政府規劃新界時處處受制於人。


我們要跳出
「被規劃」的框框,首先要立足本土,夷平這三座大山。填海可以討論,但面對迫在眉睫的新界土地問題不解決,是否捨本逐末?梁振英聲稱新界是「珠江三角洲的
中心點」,
「用好新界的戰略位置」,豈非自欺欺人?土地儲備可以有正面作用,能夠抑制地產商炒作和維持經濟動力。但沒有清晰的願景和發展指標,市民擔憂土地儲備只為
地產霸權或首長工程服務,政府難以說服港人未知其利、先受其害。


土地與人口是建構城市願景的雙核心,繼續任由他人主宰,我
們珍惜的香港很快會消失。港人面對內地孕婦與遊客爭奪資源的壓力,本土意識日益高漲。政府維護本地人權益與提醒內地人遵守香港的文明標準,是不能推卸的基
本責任。但政府的責任須更進一步,應按照本土發展需要,提出人口和土地策略的選項,邀請全體港人共同制訂「香港2039 本土議程」(
可參考聯合國推廣Local Agenda 21 的經驗)。香港人有權為自己的城市作主,請曾班子不要把市民引向牛角尖,還希望在落台前博取掌聲。


〔註一〕HK2030 Working Paper No. 41,"Modified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assumptions", Planning Department, March 2007


〔註二〕參考政府統計署「香港人口推算2010-2039」,從2012-2039 年,每年有5.475 萬個內地單程證名額和每年由「雙非」父母所生的嬰兒為4.3 萬名


〔註三〕HK2030 Working Paper No. 45, "Stage 4 Assessment of Housing Land requirement and supply", Planning Department, October 2007


〔註四〕根據「新鴻基、信和、恆基、新世界、長和系及九龍倉/會德豐」共6 家集團公開的資料統計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研究委員會召集人、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工程界選委、公民黨副主席


[原刊於 《明報》,2012年2月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