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17日 星期三

環保與貧窮 絆腳石還是火車頭


(原載於 明報 2007-1-17 B12)


特首曾蔭權去年10 月發表施政報告前一周,荷蘭阿姆斯持丹市長高肯發表了全球第一份涵蓋全市的可持續發展報告。報告指出, 「投資於人民環境是該市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接受環境關顧、生物多樣性及滅貧的社會責任可以擴闊我們的知識視野」。相反,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出的三大挑戰之首,就是詬病港人對環保與文化保育的關注已成為經濟發展的絆腳石,影響公共投資速度以至庫房進帳。


在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與當地企業卻身體力行,致力把環境與貧窮的挑戰轉化成經濟增長火車頭。舉例說,該市正建設一個兼具廢物回收功能的轉廢為能的發電廠,發電效率可達30%。去年中,該市的電力公司利用深水湖泊的湖水頂部與底部的溫差,建成了全球第一項地區空調工程,比傳統工藝減少了60%的溫室氣體排放,同時吸引了大企業在該區落戶,造就了該公司往外發展的競爭優勢。


環境惡化與貧富兩極化不啻是全球化格局下的產物,究竟這兩項挑戰是窒礙經濟增長的絆腳石,還是帶動發展的火車頭?從阿市市長與曾特首大相逕庭的取態表明,答案端視乎這個城市是否有清晰的願景、豐富的創意與良好的管治。


香港沒有深水湖泊,但我們緣何不能加快固體廢物回收步伐,以創新技術興建轉廢為能的發電設施,卻急於把清水灣郊野公園一部分劃作堆填區擴建範圍?維港不再填海的限制帶來發展的局限,港島北岸的交通擠塞已非單靠中環灣仔繞道能長遠解決,為何我們不容許本地工程界一展所長,設計靈活的電子交通管理系統,或興建連貫海濱的行人電動走道,把港島變成創意運輸之都?


啟德的長條形地塊和明渠水質污染制約了規劃的空間,但我們能否趁此發出全球招標,鼓勵投資零排放的運輸系統,同時撥出部分區塊作為「創意設計區」,提供空間給本地文化人和建築師運用創意保存本土文化,同時作為觀塘和土瓜灣舊區重建的延伸地段,使市區重建變成滅貧和活化本土經濟的手段,帶動地區發展?


要徹底改善維港水質,必須盡早完成昂船洲污水廠生物處理設施。因應該地盤缺乏擴建空間的局限,我們能否邀請工程界採用近年開發的省地設計和工藝,加快投資第2 期工程,走在潮流之先?


針對新界西北濫用土地堆放貨櫃及挪用農地作維修車場的污染問題,為何不能投資興建集中的現代化貨櫃停泊維修中心,再加上地區性稅收優惠政策,吸引私人投資,既可活化社區經濟,減低「悲情城市」的危機,同時改善鄉郊土地的保育,使新界不致走上「第三世界化」的厄運?


又例如正在爭議的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保育問題,專業人士早已提出融合發展與保育的雙贏方案,奈何卻因政治考慮而胎死腹中?


囿於傳統思維和受制於曾特首的發展觀的決策官員,自會找出千百個理由,說明為什麼上述種種建議皆不可行。受制於缺乏專業自由和專業獨立的體制,政府內部的數千工程師、規劃師和建築師往往難以暢所欲言,發揮創意。可是,損失發展機遇的,終歸是誰?


香港需要的創意不能再局限於維港激光匯演,或三幾套模仿百老匯的歌劇,特首埋怨公共投資步伐緩慢,卻忘記了一套抱殘守缺的發展觀,才是經濟增長最大的絆腳石。其實,阿姆斯特丹的發展並非今天的發明,早在1987 年聯合國的「白切朗」報告,提出可持續發展概念,致力實踐一種既滿足現今世代的需要,卻不會削弱子孫後代滿足自身需要的能力的發展。經過92 年的里約「地球高峰會」和02 年的「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後,把理論付諸實踐的經驗已遍佈全球。


香港並不缺乏充滿創意的專業人士、文化人和商業奇才,卻苦苦受制於一個願景貧乏、因循苟且的體制。當政府領袖踏出的每一步均受制於小撮人的政治特權,當公民社會踏出的每一步均被解讀為窒礙發展的絆腳石時,我們便清楚看到一個不民主的體制對城市發展的傷害。


要有創意的城市,便不能有願景空洞的政府。要有願景的政府,便不能有扼殺公民權利的憲制。什麼時候港人才能點石成車,把絆腳石變成火車頭?


 


 

2007年1月13日 星期六

強化企業責任 再創香港品牌

近月來香港市民面對的食物安全問題,可說無日無之。從淡水魚的孔雀石綠,水果的殘餘農藥超標,以致近日的油魚冒充銀鱈魚事件,均顯示香港整個的食物安全系統呈現制度性失效的問題。可是,這些問題我們應該單以食物安全的角度入手嗎?


若果我們分析整個香港食品的供應鏈,要尋求食物安全的答案只有兩個途徑:一就是從政府監管入手,二便是從企業社會責任入手。


在全球化的格局下,香港的食品來源五花八門。供應鏈可以說伸展到幾乎全球的每一個角落。每個生產國、出口國、或轉口國均有不同的監管模式、標籤制度、檢查制度和安全標準。政府的監管之手不可能延伸到別國的領域裏,而國際間的協議並不完備。所以,若果單憑政府監管,自然難免粗疏。


事實上,最能夠了解整個供應鏈的來龍去脈的,便是控制供應鏈的企業本身。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下,進口食物的企業自會摸準消費者的需要,在符合政府監管的條件下進口和銷售最符合企業自身利益的產品。但由於監管制度結構性的漏洞,消費者的利益便難以得到長期有系統的保障。


最近有一條與香港息息相關卻被人忽略的消息:瑞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在馬來西亞進行的研究發現,當地的石班及蘇眉魚獲數目,在一九九五至二OO三年間下跌了九成九。究其原因,珊瑚魚數目大幅下降是由於華人嗜吃海鮮,在需求量有增無減的情況下,漁商不惜利用破壞性的手法,包括以山埃或炸藥濫捕而對珊瑚礁造成難以挽回的破壞,從而摧毀珊瑚魚賴以繁殖的生態系統。


顯而易見,引入社會企業責任的概念,促使企業滿足社會大眾對產品安全、環境保護、勞工權利和人權標準的要求,是一個補足監管漏洞的重要途徑。


要成功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必須具備多方面的條件:例如市民對可持續消費的意識、企業對社會期望的了解、民間團體的推動、投資者和金融市場對負責任企業提供的誘因、政府作為促成者的態度等等。


兩周前香港政府公佈了配合內地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的行動綱領,其中一條主要的建議便是要重新塑造香港品牌。在全球化激烈競爭的今天,香港品牌還能夠單以標榜質量、標榜價廉物美作為號召嗎?


從2005年起,國際上開展了一個有關「責任競爭力」的研究,初步研究的結果表明,提高社會企業責任有助提高整個國家在國際上的競爭力。當我們重新開創香港品牌的時候,是否應該把提昇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主要內容,從而突顯香港品牌不但具有競爭力,並且以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依歸?


若果通過政府、商界、和公民社會的多方合作,成功創造出以企業責任為核心的新香港品牌,得益的不但是追求競爭力的香港企業,和終日誠惶誠恐的消費者,並且可以惠及鄰近地區的工人、農民、和生態環境,難道這不是值得我們努力的目標嗎?


 


 


2007年1月1日 星期一

倒後還是往前 - 文化保育的發展觀

近日香港很多大街小巷中的古舊樓宇突然熱鬧起來,起因是政府剛剛公佈了四百九十六座被評級的文物建築,於是各方的傳媒記者紛紛在城中到處打轉,一窩蜂地向這些古舊建築尋找新聞素材。


其實香港市民對文化古蹟保育的訴求,自從七十年代起就從來未有間斷。目前立法會所在的最高法院大樓便是由於兩個民間團體在七十年代大力游說政府後所保留的古建築。近日來,政府突然從天星碼頭事件醒覺到公民社會對於文化遺產保育的訴求,便馬上希望亡羊補牢。


有趣的是,曾特首把市民的訴求簡單地理解成集體回憶的感情。政府重視文化遺產固然是件好事,但是我們究竟是否了解文化保育背後的涵義、還是由於政府急於安撫民心、而團團亂轉呢?


文化古蹟的保育必須先建基於一個文化願景。要建設成為一個世界級都會,香港必須有建設成為一個文化都會的決心。香港的文化願景應與世界不同地區的多元文化接軌,同時發展本土文化。因此,香港必需處理「文化全球化」以及文化從屬經濟化的趨勢,例如社會對流行全球的強勢文化產品或價值觀輕易接受的態度,令自我文化內涵變得模糊。


香港人、包括在天星事件上鍥而不舍的年輕一代,真正關心的是尋找自我身分認同、建立本土文化自信、爭取人民參與規劃的空間。香港應該討論如何採納一個「互動發展」的文化願景,對外來的文化採取靈活、理性、開放、前瞻、磨合、包容、有生命力的共同發展的態度,對本土文化也有多元、多層次的理解。這是讓不同想像的文化民主地發展的一份承擔。只有在這樣的文化願景上建立的文化遺產保育政策,才有真正的生命力。


一直以來、政府欠缺一份全面的文化遺產保育政策,只對保留古建築有非常狹隘的理解。現在加上所謂集體回憶的標準,便更加不知所措。


其實政府早在二零零四年初便因應各方的壓力提出了一份文化遺產保育的諮詢文件。當時各界的反應冷淡,是由於政府在文件中只提出一些抽象模糊的概念,例如什麼是集體回憶、是否應該進行區域性、而非單棟建築的保育等等。基於各方責難,政府當時答應在一年內馬上推出第二階段的文件,提出具體的保育機制以供各界諮詢。


可是現今兩年過去了,政府在上周卻仍然表示未能推出第二階段的諮詢文件,並且需要向社會大眾再次諮詢集體回憶的準則。對於關心本土文化發展、甘願在天星碼頭熬夜的年青人,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保育文化遺產並不是為了向後看、更不是為了漫無目的地往後回憶,而是為了打好自身的文化基礎、建立自信往前可持續發展。什麼時候特區政府才能夠明白,文化保育是對社會進步的投資,而非經濟發展的絆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