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日 星期日

建制裂痕湧現 「否認指數」急升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儘管過去幾天藍絲帶重現街頭成為傳媒焦點,但真正影響政局變化的現象卻是中央與特區建制之間的裂痕,由於雨傘運動的壓力正逐步擴大。雖然中央政府現今舉棋不定,但當他們明白無法以高壓手段迫令學生從佔領區退場,而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的「對話」虛招又已江郎才盡的時候,真正回應真普選訴求的方案才會出現。
細心觀察,建制陣營在短短一周之內最少有六條裂痕浮面。
首先是梁振英在政府與學聯對話前一天,於國際傳媒專訪中提出窮人不應享有公平選舉權的「14k」言論,不但惹怒基層和社福界,更令一眾「梁粉」,包括何喜華、鍾逸傑、羅致光以及陳婉嫻等均公開劃清界線。第二條裂痕在周三的立法會大會,有20名建制派議員缺席導致流會,其中新民黨及自由黨更全數缺席,顯然對於支持梁班子施政早己意興闌珊。
另兩條裂痕同在上周五出現:自由黨田北俊認為梁振英「令社會分化和影響國際形象,應該考慮向中央請辭」;梁振英在下午聲稱體育界和宗教界「沒有任何經濟貢獻」,到晚上則由特首辦發聲明「補鑊」,但已令這兩個傳統上屬保守陣營的界別領袖震怒甚至公開批評。
最刺眼的裂痕是新華社上周六於一日內兩度發表針對本港商界言論,先是中午以英文署名文章點名指李嘉誠、李兆基、郭鶴年及吳光正,未有就佔中事件表態;晚上卻改口風,刪掉文章並刊登中文文章表示多名商界人士都曾發表批評佔中言論。但事實擺在眼前,一眾巨富的反佔中言論都是在9.28前發表,這是否意味有人正在背後勸諫中央改弦易轍,但惹來鷹派官員不滿?
最不起眼的一道裂痕出自財政司長曾俊華上周日的網誌,他表面上批評佔領者不應因追求民主而損害法治,但看深一層,他其實是借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的新書,指出「政府、法治、民主」三者缺一不可,暗諷梁振英未能建立強而有力的政府,以至無法有效管治,而向他推介新書的是「來自內地的朋友」。
凡是有關政治人物去留的傳聞,總有一套潛規則:第一階段若無其事,第二階段矢口否認,第三階段不作評論,然後是傳聞變成事實。究竟梁振英會否辭職?早已過了第一階段,所以量度傳聞的最佳方法是「否認指數」:否認越頻密,成真的機會越大。
雨傘運動發生前,梁振英是在7月初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否認辭職。但在9.28之後,「否認指數」直線上升,他親口否認的日子在10月2、12、13及25日,再加上利用「政府消息人士」(10月1日)及前特首董建華(24日)之口否認,光在一個月內已有6次。噩夢臨近,恐怕梁振英心裏有數,醒目的建制派及城中巨富自不會「跟車太貼」。
正當雨傘運動漸見成果之際,此刻最忌自亂陣腳。學聯取消廣場公投是明智之舉,因為運動最有力的籌碼是佔領者堅忍不拔的精神:堅持和平留守、拒絕挑釁,令政府沒有暴力清場的可乘之機,比任何對話或公投能更有效爭取到實質成果,建制裂痕的出現就是最隹明證。今天佔領區的重點並非硬件建設,反而應著眼於提升民眾認同和深化民主意識的軟件建設,例如邀請持相同理念的團體舉辦活動,豐富藝術創作,邀請市民參加日間導賞團和留守體驗團。若果每位支持者能每隔兩天邀請到一位親友到場,公民覺醒便很快以幾何級數上升。
南非偉人曼德拉有一句名言:「這是如此不可能 - 直到成真的一刻為止。」(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當所有人都告訴你中央不可能讓步的時候,你便更能理解箇中真義,直到成功的一天。

[原刊於《蘋果日報原文題為《建制六條裂痕浮現》 , 2014年10月28]



人大修改決議是唯一出路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學聯與政府的政改對話落幕,儘管林鄭月娥三人組用盡甘言巧語(五名政府代表中有兩人沒有在「對話」中發言),仍然無法說服學生「袋住先」,更遑論勸退留守在三個佔領區的市民。建制派一籌莫展,不少議員光脆三緘其口,與政改諮詢期間高調推銷保守方案時大異其趣,有點像小孩闖出大禍,縮在牆角免被捱罵的窘態。
雨傘運動風起雲湧,不少官員至今還未來得及了解實情,反被梁振英和北京官員因條件反射而推出的宣傳攻勢自我矇蔽,把「老大哥」「真理部」的出品誤作事實,以致無法在僵局中理順思路。
事到如今,無論是決策者或有心人,只要細心求證都可以認清以下六點事實:
運動由公民自主:今次運動由學聯大學生罷課開始,學民思潮中學生加入,再與「和平佔中」結合,泛民政黨扮演支援色,至今主角是堅持佔領留守的學生和市民。經過整整一個月的凝聚與磨合,每位參與者通過自身經歷,理性上確立了對運動目標的認同,感情上與運動集體結成紐帶,已經有「命運共同體」的芻型。因此團體領袖對參與者的號召力已大大削弱,個人自主意識隨著政治覺醒日益高漲,這不僅包括了留守者,更包括了準備隨時上街捍衛學生或佔領區的市民。
民意走勢非關鍵:佔領運動影響民生勢所難免,政府以此作為迫使佔領者退場的籌碼,由建制團體施展軟功(老伯向學生跪地求撤) 和硬功(流氓踩場、的士遊行、團體聲明、法庭禁制令) ,影響民間對運動的支持。這種策略無法奏效,因為政黨及佔中三子才需顧慮民意得失,但佔領者本非為了政治本錢而參與,並且深信自己站於道德高地,認定民意走勢只是政府操弄的結果。事實上,所有香港人包括承受短暫損失的市民,圴在免費乘搭因佔領者犧牲而推動的民主順風車,中文大學剛公佈的民意調查更顯示全港市民中支持佔領運動的比例(38%)較反對(36%)為高,因此民意難以動搖參與者的決心。
組織號召難退場:過去的民主運動由政黨或民間組織牽頭,政府可以看準組織者的弱點進行談判或打擊。今天政府雖與學聯對話,也明白學聯與佔領者之間沒有由上而下的組織關係,只有建基於共同目標的精神感召。換句話說,過去政府透過與運動領袖討價還價的「組織退場」機制,已演變成佔領者以「目標為本」的「自發退場」機制,即只有參與者共同認定運動目標已達的情況下才會共同進退。根據《明報》本周一調查報導,佔領運動參與者中有七成人的訴求完全一致,就是「人大撤回普選框架決定」。所以政府應該慶幸,至今「自發退場」機制仍然基本有效。
三度落閘成死結:人大常委的8.31決議連落三閘,滴水不漏確保政治異見者無法成為特首候選人,也因此令香港人看得一清二楚,不撤回或修改8.31決議,一國兩制勢成一紙空文,香港人既無從捍衛固有的生活方式,更連人權法治也會逐步失守。這項共識成為雨傘運動的共同目標,所以參與者對林鄭月娥在學聯對話中提出的四點回應均有一致看法:無論政府提交民情報告或建立多方平台有多大「誠意」,若果不動搖8.31決議,市民「不會收貨」。
鐵腕鎮壓大輸家:沒有人會指望中共政權因為人權道德的考慮而排除動武的可能,但以成本效益的實利角度計算,中共和本地權貴利益集團必然是鐵腕鎮壓的最大輸家。正如《經濟學人》分析,國際投資市場有「狗屋效應」(dog factor),即國家股票市場因為身處專制獨裁政權而帶來的不確定性,令平均市盈率長期處於低位。若香港在鐵腕鎮壓後出現「狗屋效應」,市盈率將由10.8跌至5.6,等於股價平均下跌百份之48,總市值損失11.8萬億港元。(詳見拙文《鐵腕鎮壓的真正輸家》,明報2014年10月13日)
新世代一國兩夢:雨傘運動推動公民覺醒,年輕一代不但渴求民主,更要求有足夠空間和自由,開拓他們用新價值塑造的城市願景。從佔領區所見的環保意識、藝術創作、平等對話、共享經濟等在地實踐,可以窺見這個「香港夢」正在逐步成形。管治者回應佔領者的政改訴求只是第一步,更大的挑戰是回應新世代對「香港夢」的追求,並因此而激發的公共政策和制度矛盾。新世代「香港夢」與習近平的「中國夢」如何調和,正是「一國兩夢」的挑戰,影響必更深遠。
一箭雙雕   撥亂反正
綜合以上事實,無論從香港整體或中共權貴利益而言,要令香港回復「可管治」狀態的最低成本策略,必然是由人大找一個體面方式修正8.31決定,讓香港人在基本法體制內發展真正民主普選制度,放棄體制外抗爭。說到底,中央還有「守尾門」任命特首與否的權力。民主發展無可避免會觸動各階層利益,但利益調整在有序可控的情況下進行,比起今天僵局爆破可能導致的損失,不僅輸家少得多,更不排除有部份建制中人會變贏家。
學聯常委梁麗幗在對話中指出全國人大有修改人大常委決議的權力,與近日劉夢熊和施路先生撰文質疑8.31決議是否合憲遙相呼應。但以中共辦事的方式,改變決定意味有人錯判誤判,因此須找人承擔責任。
從大局着想,既要令佔領者退場亦要穩住未來兩年局勢,一箭雙雕之策必然是更換特首與修正8.31決議同步進行。習近平自2012年十八大上台以來,至今共有48位省部級官員被撤,多一個梁振英或張曉明下台,對中央「威信」的損害頂多佔49份之一,確是小菜一碟。這正是打破政改僵局,讓中央與香港以最少代價重新上路的契機,符合十八大四中全會「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
當前全港最高危的地方不在旺角而在上亞里畢道,有人可能趁中央舉棋不定,不惜用盡黑白紅藍各種手段製造血腥亂局,意圖把中央綁上戰車,令一己權位越亂越穩。

[原刊於《信報原文題為《人大修改決議才是唯一出路》 , 2014年10月24]




林鄭月娥的三種選擇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雨傘運動二十多天,市民期待已久的官民對話,即將於今天舉行。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究竟如何回應學聯代表的訴求?如何提出方案化解街頭佔領危機?如何令民心盡失的政府重拾管治威信?不僅是香港人的期盼,更是國際傳媒注視的焦點。
香港人早已看透特首梁振英對中央政府卑躬屈膝的醜態,因此不會期望他能夠挺直腰板,替香港人向北京官員據理力爭。儘管如此,林鄭月娥既受梁振英「委託」為政府談判代表,仍然有很大自由度選擇自己的角色。
林鄭月娥的第一種選擇是聲色俱厲地為北京官員作傳聲筒:桌面上重複人大常委決議「不可撼動」,政改第二階段諮詢仍有「很大空間」;實質是拒絕承認香港人不接受人大常委政改決議的事實,哄騙市民「袋住先」。
她的第二種選擇是扮演一位苦口婆心的家長大人:桌面上承認學生追求民主的熱誠,強調世途險阻,實現理想不能一朝一夕,同意繼續溝通;實質是玩弄拖延技倆,再加上街頭流氓和警方的暴力威嚇,寄望佔領區的學生和市民因為軟硬兼施而退場。
她還有第三種選擇,就是做一個言行一致的聆聽者:虛心了解學聯要求撒回人大決議的道理,嘗試明白年輕一代對香港未來的想象,然後鼓起勇氣,如實向中央官員作出匯報,放低虛無飄渺的面子,認真研究和解方案。
化解危機    一念之間
平心而論,要化解這場香港近50年來最大的政治危機,一點也不困難。因為根據《明報》昨天的調查報導,佔領運動參與者中有七成人的訴求完全一致,就是「人大撤回普選框架決定」。所以即使雨傘運動沒有百份百統一領袖,只要政府針對這訴求制定回應方案,必然可以令留守者和平退場。
建制派說要求人大常委撤回決定會損害中央威信,所以這是不可能的任務。任何熟悉談判技巧的專家都明白,所謂「面子」或「威信」均屬於自我設定的「虛擬路障」,是談判桌上常用的策略,令對手誤以為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禁區,因而未談先退。正如劉夢熊上周五刊於《明報》和施路刊於《蘋果日報》的三篇文章所揭示,人大常委決議違憲在先,因此撤回決議是增加而非削弱人大威信之舉。退一步說,撤回8.31決議只不過是把政改步伐還原至今年8月30日,當時沒有街頭佔領,沒有警民對峙,又有何不可?
中央決策官員從未親身到港了解民情,主要倚賴梁振英和中聯辦的報告,因而作出一連串誤判與錯判,做成今天僵局。林鄭月娥今天有機會重啟新局,關鍵在於她選擇那一種角色:傳聲筒,家長還是聆聽者?前兩者注定失敗,只有後者才有一線曙光。這選擇不僅關乎她個人榮辱,更預示著特區政府會否把年輕一代推向對立面,還是尊重他們對香港未來的追求。

林鄭月娥和一眾決策官員欲了解「後佔領時代」的香港,應盡快到政府總部外的「連儂牆」面前,花幾小時細閱那成千上萬的小字條。每一片貼在牆上的字條,都代表了同學和市民對香港的熱愛,對未來的期盼,和互相扶持的心聲。這些字條禁不住風吹雨打,經不起警方清場,但它們集結而成的意志,足以抵禦強權,歷久常新。

[原刊於《蘋果日報2014年10月21]

文明與野蠻的對決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過去二十多天,香港人已見慣了兩種過去十年做夢也想不到的場景。
在佔領廣場:學生回收垃圾分類,洗刷塗污了的牆壁,替靜坐市民噴霧降溫,整天站在石墩旁扶持路人上落;上班族早上送來麵包,中午帶來飯盒,晚上推來大煲花旗參雞湯;老師和專家義務替學生補課,又從早到晚開設民主講堂;還有默不作聲義載物資的貨車司機和及時出現的搭棚師父。沒有人期望報酬,只因為心中都有一個共同願望。
也是在佔領廣場:催淚彈在和平示威者的頭上爆開,市民四散奔逃;高舉雙手的男女被扯開眼罩,胡椒噴霧往臉上直射;紋身黑漢推跌護欄青年,先踩兩腳再施施然走開;破口大駡的大叔伸手叉著年輕人頸項,目光堅定的青年垂手挺胸巍然不動;雙手反鎖的社工被抬到暗角,警察拳打腳踢旁若無人。市民都有相同恐懼,難道黑暗就此降臨?
眼淚,從惶恐的女學生臉上直流,也在久經世故的男子漢眼角滲出;在街角,也在家中。
曾任加拿大總督的蘇格蘭小說家約翰·布肯(John Buchan)說過:「不要以為文明與野蠻之間有一道堅實的土牆阻擋,兩者相隔只得一條線、一片玻璃。碰一下,推一下,撒旦的國度便會重臨。」
文明與野蠻對比的畫面傳遍全球:佔領區的留守者成為香港最佳的品牌大使,被譽為「全球最有禮的示威者」,不少國際投資者心想:「香港面臨幾十年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竟然沒有一家商店的廚窗損毀,那裏能找到投資更安全的城市?」相比之下,2011年倫敦東區暴動,共有五人死亡和2億英鎊財物損失;今年八月美國費格遜市暴動,共有十多家商店被搶掠和20輪警車被毁。
但不到幾天,當流氓、黑社會和警察暴力的畫面在全球觀眾面前交替出現的時候,世人對香港的印象又再顛倒過來。可是,大家從震撼的畫面中得出了一個屢試不爽的結論:文明,總是抗拒強權;野蠻,才會盲撐政府。
雨傘革命成為了文明與野蠻的對決。
如今全球觀眾屏息以待,因為國際經驗預示了一條慣性軌跡:野蠻一方老羞成怒,歪理暴力只會變本加厲;文明一方沉不住氣,受野蠻污染而無法自拔。香港能否在墮落的軌跡中成為例外,關鍵在於文明一方能否克制自持,並以最大的胸襟說服仍未覺醒的多數投向文明,阻遏野蠻擴散;否則野蠻壓倒文明,等同撒旦治港。
請你勸服身邊的每一個香港人作出抉擇:文明或野蠻,沒有中間。告訴他們,文明最終會戰勝野蠻,人類歴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原刊於《蘋果日報原文題為文明或野蠻,沒有中間 , 2014年10月20]

鐵腕鎮壓的真正輸家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擱置與學聯對話,旋即和特首梁振英先後離港北上,學聯學民將雨傘運動轉化為長期佔領,人民日報海外版以「動亂」形容「佔中」,梁振英爆出收受澳洲公司秘密巨款醜聞後急於轉移視線,因此對雨傘運動以武力鎮壓鐵腕清場的陰影揮之不去。誰曾細心分析,政府一旦以血腥鎮壓清場,香港能否在中央政府眼中從今天「不可管治」之局變成國家主席習近平心中的「中國夢」?香港的商賈、中產和年輕世代之間,誰是贏家或輸家?
不少市民恐懼六四重臨,中環金鐘或變成另一個天安門。但我們試從統治者的角度分析,把六四的經驗套用在香港,能否理順香港亂局?
稍懂歴史的港人均明白,25年前中央「平定」北京學生民主運動,不是光靠從長安街到天安門的一晚血腥鎮壓,而是閉關鎖國整整一年,通緝追捕民運領袖,隨後連續四、五年高壓管治,甚至兩年前還發生李旺陽「被自殺」事件,所以即使以內地政治封閉的狀態,開動國家機器「平亂」也是一個漫長費事成本鉅大的過程,絕非一朝一夕之事。放諸香港,特區政府如何「平亂」?
假使特區政府甘冒天下之大不,用橡膠子彈或真槍實彈驅散學生,連場流血傷亡之後,會換來一個甚麼場景?過去兩周的官民互動,已為我們做情景分析提供重要啟示。
9.28當天的市民反應可知,一旦發生彈壓,上街維護學生的港人必定數以萬計,警方要平亂便必須加大武力,直至全城宵禁為止。為了維持宵禁的効用,警方必須不惜在全港各區動用武力,範圍遠超金鐘、銅鑼灣與旺角三個佔領區。屆時罷課、罷工、罷市的想像便自動實現,為時多久,難以估計。
鎮壓平亂  加速社會決裂
假設第一輪的平亂措施生効,特區政府動用武力足以震懾全港市民,香港社會將進入甚麼狀態?從最樂觀的方向評估,工商百業為了恢復生計,民生在幾個月後逐步回復正常,但有兩個階層必定與特區政府全面決裂。
首先是青年世代:特別是整整一代大中學生,政府如何能與他們修補關係?內地的做法是全面禁聲,全面洗腦,香港能否照辦煮碗?在國際都會中未有先例。
第二是知識階層:9.28至今已有三十會成員和環保人士相繼辭去公職,相信辭職潮方興未艾。在一輪彈壓之後,還有多少學者與專業人士甘願為一個血腥政權服務,實在難以想像。即使特區政府重組,起用大批中共嫡系黨羽,在缺乏本土專業階層合作的形勢下,只會演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外來政權,與主流社會矛盾日深。
中央最看重的工商巨賈,他們可否在社會分崩離析的狀態下向中央索取更多利益作為維穩的報酬,成為鐵腕鎮壓的受益人?
根據《經濟學人》雜誌今年7月的文章分析(“Trillion-dollar boo-boo”) ,國際投資市場有所謂「狗屋效應」,即國家股票市場因為身處專制獨裁政權而帶來的不確定性,令平均市盈率長期處於低位,例如俄羅斯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只有5.2,遠比新興市場的12.5為低,令俄羅斯股民總共損失1萬億美元的價值,其他「令人厭惡」的政權,例如伊朗或阿根廷股市也有同類效應,平均市盈率為5.6。
「狗屋效應」  損失逾10萬億元
今天香港股市的市盈率是10.8,若在鐵腕鎮壓後被「狗屋效應」籠罩,市盈率長期在5.6左右徘徊,即等於上市公司股價平均下跌百份之48,總市值損失11.8萬億港元。本港1600家上市公司中約有一半是內地企業,自2012年至今,內地企業從香港股市集資總額為430億美元,遠高於內地股市的總集資額250億美元,因此屆時內地企業的損失不但是股價大跌,更會喪失籌集海外資金的最重要渠道。至於中共太子黨或官富二代在港投資損失多少,則無從估計。當中央自顧不暇的時候,究竟還可以提供多少特權優惠以彌補港商的損失或酬勞他們的維穩忠貞,是一大疑問。
事實上,鐵腕鎮壓後要令香港「歸順」的路徑只得一途:將香港從開放的國際都會收縮成半封閉的內地城市,因為高壓政治與自由市場存在先天矛盾,「一國兩制」很快變成歴史陳,但不見得中共會是贏家。
按照中共極左派的思維,目前香港活像一個生在體外的良性腫瘤,但一旦將香港與大陸完全融合,香港會變成植入體內的惡性腫瘤,只能用持續不斷的高壓方式鉗制年輕一代和知識階層的反抗,對中共的威脅有增無減。
究竟中央和特區政府內的鷹派,有沒有深思熟慮的全盤方案,在鐵腕清場之後如何令青年一代歸心?如何令知識階層合作?如何令央企不因虧損而倒閉?如何防止香港對中共政權由小患變大患? 
反敗為勝  改組特區
種種跡象顯示,特區和中央官員完全不掌握雨傘運動的新形態,如果他們不能喬裝出巡,跑到佔領區內親眼視察和親耳聆聽,只倚靠二三手的匯報,誤判錯判屬必然。今次運動不單是學生自發,更得到市民實時機動支援,所以在學生與市民之間已發展出「有機紐帶」,平常日子有多少人在場並不重要,亦非支持度升降的指標。另一個特點是參加者對運動目標的一致性與無比堅持,這種「堅韌度」令運動在表面上領導力不強的情況下也散發著一股「冇得輸」的精神。
中央被建制派和中聯辦誤導,令人大常委制訂出一套滴水不漏的落閘方案,如今是作繭自縛,因為人大不修改決定,便無法說服學生和市民退場。事實證明,不管梁振英或林鄭均無法用騙術哄走學生,特區政府是否與學聯對話根本無關宏旨,找些小嘍囉滋擾佔領區亦於事無補,甚至市民對交通阻塞日益反感,都難以削弱運動的「堅韌度」。
中央反敗為勝之道,是趁人大常委本月會議,修訂政改決議結合特區政府改組,主動促成新和解局面,令香港繼續成為「體外」民主實驗場,放慢融合速度。在穩住中共政權的大前提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了防止敵對派系利用「香港因素」進擊,無論犧牲梁振英或張曉明,均屬小菜一碟。

[原刊於《明報, 2014年10月13]

三招清場失敗後的第四招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雨傘革命一波接一波,轉眼間已經歷了三個回合的角力,學生與市民連成一線,將公民抗命運動推到前所未見的新形態:和平有禮、實時機動、勇武有度。梁振英政府不但錯估形勢誤導中央,更因為在國際傳媒面前出醜而令中央丟臉,以至政府內部出現裂痕,中聯辦也面對極大壓力。雙方馬上進入第四回合,至今領導有方、進退有度的學聯和學民諸子,能否在波濤洶湧的環境中認清形勢,至為關鍵。
9.28至今,梁振英政府按照原先設計的劇本,動用了三招清場:狠、黑、情。
第一招是驅之以狠:動用78枚催淚彈,逾期拘留黃之鋒三人,沒收大會音響器材等-連串手段。可是手段越狠,市民反彈越大,令香港人練就了「抗命是常規」的膽識,更把佔領區從金鐘擴展至銅鑼灣和旺角,還在國際媒體面前贏得「全球最有禮示威者」的聲譽。
第二招是嚇之以黑:黑道勢力與愛字頭的建制力量合流對付學生,起初傳媒不明就裏,以為佔中與反佔中人士爆發衝突,但很快便弄清事實,國際媒體大幅報導暴徒襲擊和平示威者而警察拖延執法的場面。市民不但沒有退縮,更練就到提高警惕,實時支援學生的機動性。
第三招是哄之以情:政府在幕後散佈即將武力清場的恐慌,利用一少撮學者和八大校長、加上李國能和董建華,以愛惜同學生命安全之「情」,勸戒集會市民撤離。學聯在讓出政總通道等小節上配合,卻堅守不達政改目標不退場的初衷,使梁振英失去清場藉口之餘,還令留守集會者識破「狼來了」的謊言。
三招清場失敗後,梁振英的第四招是「委托」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與學聯代表對話,但對話未開始,梁氏便強調政改必須在人大框架下進行,如是者拖足一周,政府更要求第一次會面議程只討論政改憲制基礎和法律規定,恰好反映了梁氏與林鄭的分歧:梁振英不肯為林鄭向中央爭取談判空間以防她功高蓋主,而林鄭不願在毫無退讓空間的情況下跑到談判桌上當炮灰。昨天林鄭砌詞取消原定在今天進行的會面,更聲稱她對是否清場的決定只是「局外人」,便是梁班子內部矛盾表面化的證據。
從中央急於化解危機的角度來說,第四回合的成敗取決於林鄭的「騙」功:如何在寸步不讓的情況下,能夠哄騙學聯退場,例如說「只有先撤離才能有實質談判」,「談判需時所以為減市民不便應先讓出馬路」等等,再發動地區團體製造輿論攻勢,誇大佔領區的社會影響,對集會者製造壓力。
雨傘革命會否在第四回合敗陣,對學聯學民以至集會市民都是重大考驗。成敗的關鍵有二:一是學聯在談判桌上能否認清目標,不要輕易動搖;二是集會市民能否改變思維,將臨時佔領轉化為中長期佔領的佈局,並適時調整公共空間的管理方式以爭取市民支持。例如在港島區開通低碳交通,從銅鑼灣至中環開設「公共單車」專線和開通電車,以至推出「公共空間共治計劃」,令商戶獲得一如新闢行人專用區帶來的好處等等。這些都是鞏固而非棄守佔領區的方法,不會削弱談判籌碼。
中央的策略很清楚,須有證據顯示林鄭的「騙」功完全無效後,才會進入第五回合,考慮實質退讓的方案。學聯學民必須在提升土氣,爭奪民心和拆解騙局三方面取得優勢,才有望進入收成期。不要忘記,隨著梁班子內部裂痕擴大,梁振英更爆出收受秘密巨款的醜聞,中央棄車保帥的誘因正與日俱增。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2014年10月10日] 

勸退學生不如動員辭職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在香港爭取民主普選,一如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而爭取節能減碳,都是先由一小撮人帶頭犠牲,最終所有人享受成果,猶如坐上毋須繳費的順風車。今天大家看得很清楚,在特首梁振英的帶領下:法治倒退、自由萎縮、官商勾結、暴民當道。要力挽狂瀾,維護港人固有的生活方式,以真普選為起點的政治改革是唯一出路,所以青年學生今天的犧牲也就是為了所有香港人的今天和未來而犧牲。
儘管有數以十萬計的市民投入「雨傘革命亅(革命並不等同更換政權,正如文化大革命或中國語文革命均不以改朝換代為目標),正如10月5日明報文章《香港勝在有雷氣》描述的幾位仗義達人,他們的氣度令人動容;但大部份港人仍在坐順風車,等待享受普選成果。
坐順風車可以有三種態度,一種是感恩和謙卑。正如仗義達人之一的阿頴所言:「呢班學生係為緊我哋嚟緊嘅生活呀!錢,死都唔會帶得走㗎啦!」當有人不計付出辛苦駕車和推車,車上的人說一聲多謝,或因不能下車上廁所而稍忍一會,近乎人之常情。
第二種態度是冷漠和批評:有人把不能上廁所的痛苦無限誇大,不僅沒有設法為車上的人提供「方便神器」(例如義載學生上學,或籌募基金向受影響的基層市民提供緊急援助),卻登廣告聲稱「百業受害、民不聊生」。很多批評是由一小撮既得利益者幕後發功,不值一晒。
第三種態度同樣可怕:為保安全最好馬上停車,撤離現場。雨傘革命的列車往前行,為何不安全?事實證明,出現流血暴力的情況只有兩種:第一是警方使用暴力對付和平示威者,包括87枚催淚彈,第二是警方縱容暴力,任由黑道襲擊示威者而拖延執法,甚至包庇施暴者。
要對症下藥,保護學生,首要急務是提醒當局不能用武力驅散和平示威者,更不能姑息暴徒。根本的解決之道,當然是要求當權者正面回應學生提出的普選訴求,讓雨傘革命和平落幕。越為學生焦急,便越應該在自己的崗位上向當權者加大壓力,令政府不敢輕舉妄動,令警方不與黑道合流。
可惜不少意見領袖現時對焦錯誤,包括八大校長和前首席法官李國能等,雖然無人懷疑他們愛護學生之心,但空勸已付出重大犧牲的學生和數以萬計的和平市民退場,倒不如公開呼籲梁振英一人下台,勸戒中央調整政改方向。
與此同時,既然梁振英政府已經異化為一個與民為敵的政權,影響所及是所有公共政策皆不可能獲得民意授權順利推行。因此,無論是問責官員、各委員會或公共機構擔任公職的民間人士,都可以身體力行,為化解危機出一分綿力:就是辭職明志,為香港重啓新局。特區政府的每一道裂痕,都可為構建新秩序帶來一絲曙光。
平息街頭亂局的最好方法不在街頭,而在於當權者提出一套政治解決方案。這麽顯淺的道理,只要坐順風車的港人不再視而不見,民主列車安全前行便有更大保障。

[原刊於《明報論壇版 ,  原文題為《坐順風車不能理直氣壯》, 2014年10月6]

辭職吧!鄭月娥同學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自從34年前大家踏出大學校門以來,這是第一次與你以同學相稱,希望你在歷史關口面前抛開官場慣性思維,重拾當年的赤子之心,想-想今天面對的抉擇。
想當年,我們剛踏入香港大學校園不久,便受當時的學生會會長楊威寧所託,共同擔任「香港週」籌委會兩個副主席的職務。在當時「認中關社」得氛圍下,「香港週」是港大學生會一年一度的重頭戲,鼓勵同學親身到社區中關心社會。你曾經向傳媒談及當年探訪油麻地艇户,相信你不會忘記「香港週」的主旨:爭取社會公義,關顧弱勢社群。
我們之間沒有私交,多年來對很多公共政策的立場亦南轅北轍。例如我認為天星及皇后碼頭因歴史價值應當保留,你認為中途改變規劃會影響政府威信;我認為景賢里被煎皮拆骨証明文物古蹟條例急須修訂,你主張用行政權力逐單個案處理而否定制度改革;我認為城規會要加強獨立性朝著民主化改革,你堅持政府操控以維護行政主導。
讓我們今天暫且放下誰是誰非的爭論,只談一項大是大非的問題:在政府異化為欺壓人民的工具後,你應否馬上辭職?
今天香港的危機並非市民失控,剛好相反,「雨遮革命」的學生和市民成為國際傳媒頭條,他們展示的勇氣、紀律和禮貌令全世界括目相看,這是無論政府花多少廣告費也無法豎立的「香港品牌」。
今天的危機是政府執意與民為敵,蛻變成一副只懂執行中央極權意旨的國家機器,完全喪失了代表香港市民的功能。你領導政改三人組,用盡幾十年來磨練而成的官場技倆,結果卻在市民眼中成為推銷謊言的頭號閒角,這符合你加入政府的初衷嗎?
在大學時代,大家已知你很有自信心。如今你自覺一心奉公,反對聲音是源於市民不明白你一片苦心,可能你覺得很委屈。我期望你清醒過來:最能看清皇帝新衣的莫如最有童真的稚子,這正是青年學生今天送給香港人的大禮。請你到各區「民主廣場」切實走一趟,同學門會很有禮貌地護你同行。我不知道這會否重燃你三十多年前心中埋下的火種,但起碼你會明白,今天的矛盾已經超越政改爭議,而是關乎香港人如何掌握自己命運,如何重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
除非你支持中央政府用鐵腕鎮壓,把香港推入萬劫不復之境,否則梁振英下台、重組特區政府是唯一化解危機的起點。在七百萬人和中華民族的福祉面前,甚麼不可動搖的政府威信或領導面子,都是蠱惑人心微不足道的魔障。
此時此刻,你在以梁振英為首的政府內能發揮甚麼作用?梁振英近期記者會必定把你拉在身旁,含義清楚不過,他所作所為的後果必須由你與他共同承擔。若果梁振英先於你下台,你只會成為已被唾棄的梁班子中責任最大的成員,獲市民繼續信任的機會近乎零。反之,若果你率先請辭,足以成為打破僵局的催化劑,迫使政府重組,令中央有重新調整政改策略的迴旋空間。
若你會見學生代表而又未能代表梁振英滿足他們對政改的訴求,你當場主動請辭以啟新局,可能是你從政以來對香港前途的最大貢獻。
從個人得失考慮,相信你必定讀過文學大師林語堂的一段名言:「人生的大騙子不是兩個,而是三個:名、利、權」。當你手上的權力只能用於作惡而無法行善的時候,鼓起勇氣向騙子說不,真有這麽難嗎?
我相信不少港大校友的想法與我一致,希望下次見面時還能與你以同學相稱,而不致辜負「明德格物」的校訓。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2014年10月3日]



2014年11月1日 星期六

「三跑」硬闖勢成高鐵翻版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香港機管局擴建第三條跑道的環評報告硬闖環諮會,儘管報告內容千瘡百孔,由於委員全屬特首委任,環諮會可能徹底異化成替環境破壞開路的「環開會」。最可怕的結局是三跑變成另一條高鐵,香港人被迫用公帑填滿無底深潭兼得不償失。
至今為止,三跑面對三個死結,與高鐵驚人相似,兼且機管局應付公眾的招數,與當年運房局長鄭汝樺如出一轍:就是拖延資訊、隱瞞事實。
效益成疑: 首個死結是三跑要投資多少?有沒有經濟效益?
這個最基本的問題偏偏只有最虛無飄渺的答案。機管局承認三年前的預測只是初步估算,究竟1400億元投資會否變成傳聞中的2000億元?不知道。究竟機管局顧問報告提出在最壞情況下經濟回報淨值會下調六成,在計入社會及環境成本後,香港人可能要倒蝕5600億元 ?不知道。
五年前政府硬推立法會審批高鐵撥款時也是對財務數據含糊其詞,拒絕公開可行性研究和財務分析報告,當時建制派議員盲目護航,今天高鐵超支過百億元還未見底,卻沒有人承擔責任。
跨境矛盾:第二個死結是三跑航道面對內地的空牆和水域限制,建成後能否順利運作抑或需要仰人鼻息。
內地的空域管制由軍方話事,特區政府談判經年,至今未有協議。空牆不拆,三跑往北的兩條升降航道便無法正常運作,不但效益大減,更迫使航班往南飛,加劇珀麗灣等地區的噪音污染。
環評報告隱瞞了一項鮮為人知的事實:由於航機升降的需要,三跑往西的水域需要設立高度管制區,不准三十米高的船舶駛入,但該區早已劃為中國水域內的錨區,用來停泊高達185米的離岸鑽井平台及65米的貨輪,對三跑運作造成嚴重衝突。若要遷移錨區,不但廣州港務局和深圳市政府未必同意,更會影響珠江口早已非常擠迫的航道,牽一髮而動全身,可能需疏挖海床,對環境影響鉅大,公眾卻一直矇在鼓裏。
這些跨境矛盾一如高鐵「一地兩檢」的困局,鄭汝樺開出空頭支票,至今張炳良仍無法兌現,到時因高鐵變「低鐵」而收入大減,補貼填氹的又是香港市民。
環境困局:第三個死結是本港西部承受污染的能力已經超出負荷,三跑勢必造成無法紓緩的破壞。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中華白海豚,過去10年數量大減6成,至今只剩約60條。三跑興建需時七年,本港水域無法補償白海豚生境的損失,機管局只寄望它們游往珠江口棲息,但該區水域其實已有海上風電場,深中通道大橋等9項工程進行。機管局明知這樣太難看,上周提出似是而非的「提升計劃」,表示會在幾個水域放置魚苗和人工魚礁,並禁止船隻進入本來就不會駛經的水域,但同時承認沒有科學證據說明此舉對白海豚有幫助。可是「環開會」已抱住這下台階,準備一心一意為破壞環境開路。
當年高鐵西九總站亦遇上無法解決的環境死結,因為交通分析發現油尖區十幾個路口會因高鐵的額外車流量超負荷,但狹窄的路面根本難以實施改善措施。結果運房局的絕招是拒絕公開交通影響評估報告,直至投票前一周才限定議員查閱報告,令公眾來不及消化,撥款已經通過。
五年前種種拖延和隱瞞的小動作如今一一重現,究竟是政府管治手法不長進,還是香港人當順民太久而埋沒了抗命的勇氣?
事實上,政府至今一直迴避兩個核心問題:既然香港要發展多元經濟,除了三跑以外沒有效益更高的投資嗎?現今雙跑道的運作效率只及原來設計的六成,為何仍未物盡其用便要加碼投資?
對市民來說,三跑比高鐵更危險不單是因投資額高一倍,運房局很可能玩弄程序,利用機管局融資而毋須通過立法會批准撥款。如此一來,官員可逃避監管,市民連要求立法會把關的機會也被剝奪 - 或許這是五年來特區政府最沾沾自喜的「進步」。

[原刊於《明報, 2014年9月15]

封殺政改是扼殺發展 - 致專業界的公開信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炎炎夏日,可能不少朋友剛外遊回港。人大常委的政改決議,未必是大家最上心的大事。無論大家的政見如何,希望都仔細想想,人大決議為何是影響自己和危害下一代發展的頭等大事。
人大決議的本質是宣佈由今天開始,中央政府透過一套提名和普選的包裝,委任中共屬意的人選成為行政長官。無論誰當特首,他都毋須面對真正的政治競爭,但必須百份百效忠當時掌權的中共領導人。
這套制度的效果,是把香港拉向內地的管治體制,最終香港的貪污腐敗與社會不公也必然與內地看齊。因為特首毋須面對競爭卻要討好他的權力來源,必然會容忍兼且包庇貪腐,加劇利益輸送,資源投放親疏有別,反而環境破壞與貧富懸殊等社會矛盾被政府置之不理。香港發展陷入困局,專業人士最珍惜的公平市場環境將一去不返。如此下去,我們的事業能夠發展嗎?我們放心下一代能夠安居樂業嗎?
因此人大決議所封殺的不僅是香港民主進程,而是香港發展前景。
各人的處境不同,或許你今天開拓的內地業務令你有賺錢空間。但明天呢?當北京視香港特首為傀儡,香港市場是內地人和內地企業的主場時,你的子女還有發展空間嗎?
在中央的強權面前,我們未必有在短期內改變現實的能力,但我們今天有能力發聲,有能力告訴身邊的每一個人:政改離我們並不遙遠,因為專權腐敗的力量正在侵蝕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吋空間。
不要少看幾句說話的力量,因為北京最害怕就是香港人拒絕生活在謊言當中。只要你發自內心,每一句給身邊人的說話都會帶來新希望。尤其是專業人士,你的聲音可以傳得更廣更遠,可以用更多創意令當權者不得不改弦易轍。
惟有如此,我們才能守護自己的尊嚴,守護孩子的未來。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2014年9月6日]


出賣香港民意的三類人 兼論「伊朗式普選」陷阱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中央政府執意違背普選承諾,踐踏香港民意的戲碼,是由十天前的深圳政改座談會開始,至今天人大常委在北京通過決議告終。中聯辦上周五邀請了近三百人出席座談會,當時民主派尚未清楚中央的底牌,所以本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試圖盡最後努力向中央官員進言。
到了深圳五洲賓館會場,一片鬧哄哄的氣氛,三百人中不到十份之一屬於民主派,座談會由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致開場白後便抽籤發言。總共三十位發言者中,佔九成屬建制陣營,發言時一個比一個保守:左一句「反佔中形勢大好」,右一句「堅決對付佔中動亂」;左一句「中央篩選理所當然」,右一句「必須排除不愛國者參選」;左一句「我選班長都係由老師提名」;右一句「中央越干預香港越樂觀」。歪理連篇,令人懷疑這些究竟是何許香港人?
這些被李飛譽為「反映香港民意支持中央」的「社會各界人士」,普遍受過高等教育或事業有成,他們均受惠於香港的自由、法治與廉潔制度,難道他們不明白由中央欽點的假普選只會使權力更集中、制度更腐敗,令香港最終一無所有?為何他們甘願出賣香港的民主前途,爭相獻媚唯恐不及?細聽之下,這些「香港人」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忠貞派」:不少發言者百份百擁護中央,有些是培養多年的土共,有些是從內地來港定居,有些則從內地到海外留學後再移居香港,他們的經歷顯然與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有異,究竟當中有多少是由中共安插在香港政商界的不同崗位,再搖身一變成為香港「各界代表」,不得而知。他們的特點是自成一國,唯北京馬首是瞻,與香港主流社會有難以踰越的鴻溝。
第二類是「投降派」:這些大都是在港從商或各項專業的「成功人士」,與內地生意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大致明白內地制度的流弊,但更明白攀附權貴是生意成功之道。他們對內地體制的腐朽往往比一般港人更清楚,但為了減低自己向中共投誠的罪咎感,最常用的說辭是「共產黨吃軟不吃硬,總會慢慢進步」,自己卻不忘爭分奪秒,抓緊實利。
第三類是「幻想派」:這些人毋須倚靠中共提供政商利益,甚至有濃烈的民族感情,卻被理想主義蒙蔽。他們雖然從歷史中明白中共不可信,但由於沒有抗衡極權的打算,便寧願以理性持平自居,希望苦口婆心說服中共以人民利益為先。可惜在殘酷的政治現實面前,有部份人不惜一次又一次受騙,仍然拒絕放棄幻想,甘心繼續成為統戰對象。
中共對這三類人以統戰手法分而治之:對「忠貞派」恩威並施,對「投降派」以實利籠絡,對「幻想派」以甘言承諾。到了政改座談會這種場合,三類人便大派用場,聯手製造一個「自己人包圍圈」,令中央官員在所謂「香港社會各界」簇擁之下自我感覺良好。
這三類人出賣民意的結果,是替北京與香港的互動製造惡性循環:中共的本能是排斥政治異見者,於是越加壯大「自己人包圍圈」;包圍圈越壯大,中央決策便越脫離香港民情,製造更多政治異見者。
今天人大常委造出與民為敵的政改決定,令惡性循環越陷越深,越難走出香港的管治與發展困局。
李飛有一句十分露骨的說話只在研討會內出現而未見他在公開場合發表:「政制改革是政治力量對比的結果。」言下之意是除非香港人有政治實力迫使北京讓步,中央不會理會甚麼人權公約、普世價值或國際標準。把李飛的說法比照「新護法」王振民近日的新論調「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便明白中央推行政改的的真正意圖:利用香港製造一套「中國特式普選」,待中央操控熟練之後,便可以在內地依法泡製,以後中共便能以普選之名,行專權之實。
要明白「中國特式普選」有多可怕,最佳方法是時光倒流,回看35年前的伊朗。
「伊朗式普選」發人深省
1979年伊朗發生「黑色革命」,推翻親美的巴列維皇朝,建立伊斯蘭共和國,由宗教領袖高美尼擔任「最高領袖」。當時通過的憲法,包括成立一個「守衛者委員會」(Guardians Council),職能是解釋憲法,確保國會通過的法律符合伊斯蘭教義,並有權篩選所有總統及議會參選人。
「守衛者委員會」由12人組成,全部由最高領袖直接或間接委任,多年來對於篩選參選人均絕不手軟,例如在2004年的國會選舉,篩走了3600名改革派參選人,確保在2000年國會選舉失利的保守派重新回朝;在2006年的「專家院」選舉,篩走所有女性參選人;在去年總統大選中,把686名參選人篩剩8名而毋須作任何解釋。
名義上「守衛者委員會」是以參選人對什葉派伊斯蘭的忠誠度作為宗教篩選的準則,猶如今天人大決議標榜的「愛港愛國」,但實則上這是眾所周知的政治篩選,確保最高領袖不屬意的人選不會出現在選票名單之上。
伊朗共有5千萬名選民,他們享有一人一票「普選」的權利,但大家心知肚明,要反對最高領袖的唯一方法是拒絕投票,因此官方想盡辦法催谷投票率,例如去年總統大選就故意安排與地方議會及「專家院」選舉同日舉行。
伊朗承傳了波斯古文明,有「詩人之國」的美譽,有幸到訪的旅客均深受伊朗人的熱情好客所感動。波斯帝國開國元勳居魯士大帝在2500年前頒佈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人權宣言,他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從未停步,例如在2009年總統大選後曾有大規模群眾運動抗議選舉不公,結果有30人死亡和過千人被捕。本月中剛以87歲高齡逝世的著名波斯女詩人,有「伊朗母獅」之稱的Simin Behbahani,便是其中一位多年來堅持抗爭的人權鬥士。可惜伊朗人民在35年前「袋住先」,接受了「先篩選、後普選」的緊箍咒後便一直無法突破困局。
歷史証明,一旦搞上「伊朗式普選」,便無法與獨裁政權舉行「伊朗式離婚」。「中國特式普選」是進步還是倒退,請諸位高唱「有票、真係唔要?」的特區高官在夜欄人靜之際,撫心自問。
過去百多年中國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歷史中,香港一直扮演積極進步的角色,從孫中山先生在香港大學的演說中坦承「香港是我革命思想的發源地」可見一斑。若果這一代香港人容忍中共在香港發明創造出「中國特式普選」,令不知多少世代的中國人走不出專權的枷鎖,我們還有顏面向祖宗先烈交待嗎?

[原刊於《明報, 2014年8月31]

開門閂門:一念之差愧對歴史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過去一年,各界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而提出的方案不知繁其實爭拗的核心只有一個:中央不願接受某一類人當特首,所以有人想盡方法替中央減低「風險」。各種方案可歸納成兩類:第一類是「門方案」,將中央不屬意的人選拒諸門外;第二類是「開門方案」,容許中央不屬意的人選有當特首的可能。解決爭拗只是一念之差:中央政府是否有胸襟採納開門方案,從而讓一個它不屬意的人可能當上特首。
依據國際標準普選特首固然是基本法賦予香港人的公民權利,縱使要權衡利害:採納開門方案,容許香港選出一個中央不願接受的人當特首,符合香港利益,符合中國共產黨利益,更符合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
當今香港的政治形勢很清楚,市民累積了多年對普選特首的期望,一旦期望落空,相當一部份人會走上用行動抗爭的道路,而抗爭的第一步是以「和平佔中」為首的公民抗命。公民抗命將會是香港社會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因為此前的民主運動都是在體制內進行,但此後的抗爭會在體制外進行,即使依然以和平途徑抗爭,但目標是衝擊體制,直至體制轉型為止。
香港市民心裏明白:門方案包含政治篩選,開門方案才是公平普選。「和平佔中」爆發的關鍵並非有多少香港人能容忍閂門,而在於有多少香港人堅持開門。
《香港2020》委託中文大學進行的最新民意調查,不接受「政治篩選候選人」的市民達百份之63。根據《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委託南大學進行的民意調查,全港市民中有百份之19贊成透過抗爭而非談判方式爭取普選,但在「泛民主派」市民中有四成。即使「反佔中」運動表面上聲勢浩大,但「泛民主派」市民中反對政府「袋住先」的比率不跌反升,意味著更多人會參與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  啟動掣在中央
值得留意,「和平佔中」等公民抗命運動已經在香港公民社會中累積了生命力,並非由幾位領袖或政黨可以隨意指揮或停。在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政後不到兩年,香港若以「佔中」締造公民抗命歴史,中央顏面何存?
若果中央鎖定門方案,等同啟動公民抗命運動,迫使民間抗爭走到體制外衝擊體制。這些衝擊有連鎖效應:議會癱瘓、政令不行、發展停滯、以至民怨沸騰。公民抗命的目標是以法達義,所以現行法律不足以嚇阻違法行為。政府為了壓制衝擊,自會進一步拑制自由和擴大警權,無可避免影響投資和營商信心;為了挽救經濟,政府須進一步倚賴自由行和「調」,令發展更向既得利益傾斜,打擊多元化經濟,造成螺旋式下墜。這時特首只得百份百倚靠中央因此特首施政越積極,越替中央製造民怨,衝擊目標會從特首漫延至中央。縱使對中共內政不會有即時影響,但無人能預測「蝴蝶效應」的軌跡。這豈非對中共認知的「國家安全構成隱患?
反過來說,採納開門方案,可能選出一個中央不屬意的人當特首,天會塌下來嗎
基本法對特首的權限有嚴格規定,無論誰當上特首,均只能按照基本法執行職務。國防外交是中央管轄範圍,特首無權過問,更無權插手內地事務。正因為香港人非常重視法治制度,若果特首超越法律權限而對內地或中央政府造成不良影響,香港人會毫不猶疑地向特首追究責任。可以預期,這種情況一旦出現,香港市民與中央政府會站在同一陣線。
用開門方案選出的特首同樣要面對城市發展、資源分配等種種難題,但屆時政改爭議已非焦點,政府亦毋須應付公民抗命的衝擊。誰當上特首都要明智處理特區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因為處理不善而令香港內部利益受損,市民要追究責任的是特首本人而非中央政府。市民衡量特首施政的成敗,會回歸兩項公共政策的基本尺度:效率與公平,社會發展得以納於正軌。
閂門普選   危害國家安全
毋庸諱言,門方案表面維穩,實質讓既得利益集團維持現狀,但代價是經濟走下坡製造國家安全隱患。開門方案引發變局,導致較多利益再分配,但好處是各界能聚焦解決深層次矛盾和經濟成長更健康。
有人擔心香港普選成功會刺激內地民意,但開門方案的普選完全在體制內有規範地進行,比起門方案引發的體制外衝擊,對中央顯然利大於弊。
中央官員為香港政改決策時,有責任從歷史高度出發,不僅回應香港這一代人的訴求,更要回應百多年來無數先烈前仆後繼民主自由的求。香港堪稱是當今中華大地上法治觀念最強、公民社會最成熟的城市。因此中央在香港採納一套開門普選方案,是對中華民族風險最低、效益最的抉擇。
1911年4月24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覺民先生,在離開香港跑馬地濱江樓到廣州起義前,背著年輕妻子五歲小兒,寫下《與妻訣別書》:「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吾今死無餘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
中央的決策會否辜負先烈的犧牲,將來大家會看得楚。

*此文是作者為2014年8月22日與中央官員在深圳政改座談會準備的發言稿,同時代表「公共專業聯盟」及「普選工程連線」的立場。

[原刊於《明報, 2014年8月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