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30日 星期四

從金融海嘯到氣候海嘯


(刊載於信報《專業眼》專欄,2008年10月29日,16頁)


當我們大家都被金融海嘯的殺傷力嚇得目瞪口呆的時候,可有想過另一次市場失效引起的「海嘯」會以怎樣的方式殺過來?


「氣候變化是全球有史以來最大的市場失效:排放溫室氣體而損害他人的人卻不用付出代價。拒絕行動或延誤行動都會帶來極大的風險,全球損失會比二十世紀兩次大戰的總和還要多。」這是本周訪港的斯頓爵士的結論。他是世界銀行的前首席經濟學家,兩年前發表了至今對氣候變化最全面的經濟分析,指出延誤減排行動會使全球年復一年地損失高達百分之二十的生產總值,但若全球能馬上協調行動,代價則可下降至全球每年百分之二的生產總值。


延誤行動令風險大增


歐洲重建開發銀行前行長亞德利表示,氣候變化對北半球國家帶來的損失遠超三萬億美元,比金融海嘯的損失還要高。金融海嘯和氣候變化帶來的殺傷性「海嘯」,其實存在很多共通點。


兩種「海嘯」在發生前都有可尋,只是大眾都對這些預警訊號置之不理。很多經濟學家,包括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固然對美國金融體系的風險多年來高調示警;即使近至去年八月,銀行體系出現信貸危機而須歐美央行大力介入,這些預警仍然被「大好友」的消息掩蓋。無論是監管機構或銀行體系,都以「不變應萬變」之名,坐以待斃。


氣候變化的根源和趨勢多年來爭論已久,但自從去年初「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糾集了全球六百名科學家,發表了第四號報告書之後,已一鎚定音。全球各國必須在二年前把溫室汽體排放量減低至二○○○年排放量的一半,才有望避免不可逆轉的大災難。


除了科學家的聲音,氣候變化的預警訊號其實無處不在。例如極端天氣現象,今年便在香港見到兩個明顯例子:六月的降雨量打破了天文台開台一百二十五年來的紀錄,而二月亦是四十年以來連續寒冷天數最長的月份。若你家在大澳,你必然不會忘記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的山泥傾瀉、洪水暴漲、海水倒灌……。可是,至今有多少香港人會因這些預警而對應付氣候變化坐言起行?


兩種「海嘯」的另一共通點是全球化特性。金融海嘯席捲全球,沒有任何經濟體系得以幸免。氣候變化也是如此,全球變暖不僅帶來水位上升,更帶來極端天氣、雨量轉移、物種變遷、病變加劇等現象。更重要的是應對氣候變化必須全球各國協調,同步行動。要避免國與國之間「你做我唔做」、「搶搭順風車」的現象(free-rider effect),是目前國際間談判的最大挑戰。


兩種「海嘯」有什麼關係?應對氣候海嘯所必須的全球行動會否因為金融海嘯而延誤,以至最後回天乏力?


在本月中的歐洲首腦會議,意大利總理貝雷思已經帶頭表示,由於經濟危機,難以遵守歐盟去年承諾在二年前按一九九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減低百分之二十的目標。他說:「我們不想做唐吉柯德,我們還有時間。」這是典型的政客說詞,大有可能被美、日政府所利用,使聯合國明年底舉行的哥本哈根會議,難以為即將在二一二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達成後續協議。


轉危為機拓低碳經濟


從負面看,金融海嘯可能令原來準備投放於可再生能源的資金收縮,減慢替代化石燃料和技術創新的步伐。從正面看,經濟衰退會減少能源使用,國際能源組織已經預測,明年的石油使用量會下降二十四萬桶。


當然,經濟下滑並非減排的正道,因為衰退引起的國際紛爭會使各國更難達成減排協議。最佳策略是轉危為機,利用金融海嘯後需要政府出手刺激經濟的機會,把傳統經濟轉化為低碳經濟。


就以香港為例,特首在今年施政報告中採納了專業團體的建議,走出了一小步:在啟德發展區設立區域供冷系統、研究限制銷售鎢絲燈泡、資助大廈業主進行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合審計,和進行提升能源效益工程的部分費用。但政府切忌藥石亂投,應該把是否符合低碳發展模式作為評核資源投放的基本準則,例如把天然氣應用範圍擴大至巴士和小巴,把地區供冷系統應用到西九文化區,推行電子交通管理和道路收費,推行產品責任制以補貼回收再造業,以低碳模式建設副都市中心等等,都可以帶動多層次的經濟活動。


把十大基建的傳統思維擴闊到十大低碳發展的前瞻性視野,已成為特區政府的當務之急。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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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8日 星期二

寂靜春天的使者 - 悼亡友陳偉群


「我們長期以來一直行駛的道路,使人容易錯認為一條舒適平坦,可以高速前進的超級公路,但道路的終點只有災難。另一條『很少人走過的岔路』,是我們最後唯一的機會,讓我們保住地球。」

—— 蕾切爾. 卡遜 《寂靜的春天》,1962*

我們都猜不透他是憑多少幹勁跑進來的。九龍華仁中學有很多清貧學生,但他是當年一間黃大仙區天台小學唯一派來的一個,名字排在一九七○年全港升中試榜上第一百零九位,並且是連續七年取得全額助學金。自此以後,他沒有辜負社會投資在他身上的一分一毫,多年後更憑著英聯邦獎學金負笈英國取得博士學位,研究香港華人社會的階級歷史。因著他,這個城市的軌跡在默默地轉移。

制度得益者的反叛與公義

有一年暑假,我和陳偉群等一班九龍華仁同學,在魏以立神父的鼓勵下,跑到中文大學用鐵皮搭建得像軍營般的臨時宿舍,參加長春社的「青年環境研討營」。那時的中大沒有多少棟校舍,幾十個少年人圍坐在荒涼的山坡上,對著夜空爭辯,誰放任皮革廠把新界梧桐河變成臭渠,因而使流浮山出產毒生蠔? 誰是水俁病(Minamata Disease)的元兇,使幾千名日本婦女因吃魚引致水銀中毒而誕下畸胎?當時我們不懂得什麼叫環境公義,只知道污染的受害者大都是弱勢無助的社群,因為科學知識被權貴所壟斷而任人魚肉,從此環保與公義的價值便在稚嫩的心靈刻上第一個烙印。

這個烙印隨華仁的歲月而加深。偉群在中六那年與一班在領袖訓練營認識的朋友創立了一個社會服務組織,名字很美,叫「星環」(Halo),寓意它要發光照亮社會。我們辦了一個有關夜校學生的調查,還召開記者會,為這些不甘於在填鴨制度下失敗而努力向上的學生抱不平,偉群還親自找來一些成年夜校學生為他們免費補習。我記得有一次往烏溪沙宿營,在簡陋的營舍裏,外面的吐露港漆黑一片,我們圍坐在暗弱的鎢絲燈下,用熾熱的心徹夜爭論一個議題:修修補補的社會服務是否阻礙社會變革的「遮醜布」?直到天亮,有人拿起結他,輔導我們的社工領頭唱了一首My Way。這位剛出道的社工便是後來當上民主黨主席的楊森,當夜還有徐詠璇和吳浩強等人。

偉群個子不高,輕盈的身軀帶著一副稚臉,一直到他擔任香港總商會的工商政策副總裁後,仍然被朋輩訕笑:只要他套上一件綠色校褸,依舊活像一名華仁中學生。

自從加入長春社後,偉群很快便成為文膽,擔任長春社旗艦刊物《協調》的主編。他長於分析,處事低調,並非街頭戰士型的環保分子,但還是有例外的一刻。一九七八年六月五日,我和偉群加上幾名長春社成員,跑到尖沙嘴天星碼頭旗杆前宣揚世界環境日。當時我們幾個人一字排開,從背包拿出防毒面具,還未來得及戴上,已經有警察跑到我們跟前制止。我在一位洋警司虎視眈眈下,被帶到尖沙嘴山的警署問話,可是連當值的警長也搞不清戴上防毒面具到底觸犯什麼法例。雖然偉群和我的「高調」活動以失敗告終,但這可能是香港史上首次抗議空氣污染的街頭行動,與他二十九年後在全港商界推行的「清新空氣約章」運動一脈相承。

偉群站在幕前的另一個例子顯示了他的全球視野。一九八○年,當時任長春社主席的溫石麟首先警覺,以李鵬為首的國家電力部正鼓吹在鄰近香港市中心只有五十公里的大亞灣興建核電廠。偉群與我和梁詠雩等著手推動香港人對核能風險的認識,邀請海外專家,舉辦講座,質詢政府和中電公司,成立關注核能聯合組織。一九八六年,前蘇聯發生切爾諾貝爾核電廠泄核事件,我們把馮智活推向台前,加上熊永達和劉千石等,四十多個團體成立「反對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最後一呼百應,共取得一百萬港人簽名反對,創下了香港社會運動的最高簽名紀錄。雖然核電廠在李鵬主催下照樣興建,但終於加入了有港人參與的監察機制; 「反大核」運動更催生了許多環保團體,為日後公民社會播下萌芽的種子。

西九一役

引領我們一班年輕人到長春社的華仁老師魏神父,是參加一九七二年在瑞典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高峰會」的唯一香港代表,誰也想不到輾轉三十年後,我和偉群會繼承這個傳統,率領香港非政府組織代表團往南非出席「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這個會議可能是香港公民社會發展的分水嶺,三十多人的代表團回港後,很多都成為往後公民社會擴大網絡和跨界別合作的主力。

偉群在一九九○年從英國取得博士學位回港後,加入了香港總商會工作長達十八年,出任公職不下三十個,相識官員無數。換作他人,這些人脈關係和他對整個政商體系的透徹了解,都會變成「上位增值」的階梯,但他卻寧願把這些資產用作公民社會發酵成長的養分。

西九是最好的見證。二○○三年底的一個晚上,我收到偉群的電話,要我務必在晚飯後出來見面。我跑到灣仔一家酒店的咖啡室,見到偉群已經與榮念曾、黃英琦等幾個文化人在座,談論政府如何將西九文化區異化,招標興建天幕的歪理。偉群道出他推動公民參與的構思,希望我帶動關心可持續發展和城市規劃的專業人士,和文化界連成一線。這一晚聚會奠定了二○○四年十一月「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會議」的成立,核心成員還包括陳清僑、馬家輝、梁文道、何秀蘭、繆熾宏和司徒薇等人。

「西九聯席」強調知識為本,公眾參與,以理服人,與官員保持溝通,都是偉群秉持的信念。其後曾蔭權請許仕仁回巢, 並向「西九聯席」招安,但都徒勞無功。二○○五年底,政府終於宣布放棄天幕和單一招標,使西九得以重新起步,這都和偉群參與制定的民間策略有莫大關係。

除了環保,城市規劃和古蹟保育都是偉群醉心的志業。過去幾年,他親身參與或出謀獻策的議題比任何一位政府局長還要多:中環填海、灣仔繞道、啟德規劃、灣仔街市、太原街、喜帖街、景賢里、Jesseville、舊中區警署、前中央書院、嘉咸街、尖沙嘴山、北角油街、金鐘軍火庫、天星、皇后……這個清單還可以繼續下去。

重新詮釋公共知識分子

在權貴面前,偉群總帶點學者的孤傲;在熱血青年面前,他有智者的寬容;在摯友面前,他流露赤子的童真。不但在公民社會,在商界以至政界,從公民黨到自由黨的議員,都渴求他的睿智。

記得一位新局長上任後,邀請偉群和我到政府總部的辦公室會面。當時的天星碼頭已經拆,朱凱迪、何來等人正努力把皇后碼頭變成保育的地標。局長喋喋不休地解說政府面對的「困難」,最後只提出一個交換條件:只要政府能拆掉皇后,自會更好地保育灣仔舊區。

走出政府總部時已近黃昏,偉群和我相顧失笑,從他的眼角我卻瞥見隱隱的傷痛。只有對歷史無動於中的官僚才會把獨一無二的古蹟當作市場交易的商品。交易自然沒有做成,往後的發展是大家已知的歷史。

或許偉群介入社會的方式,已經替我們對「公共知識分子」一詞重新詮釋。

偉群是我們同學中最早結婚的一個,以他內斂但常帶幽默的性格,能夠不動聲色地把一位在環境營相識、曾經當過青年環境行動組副主席的女同學追到手,令我們既詫異又欣羨。他從不食言,卻在婚後跟我說過一句令他後來百詞莫辯的戲言。他說要「退出人類基因庫」,但十多年後卻添了兩位活潑伶俐的女兒,讓偉群內心不滅的童真在他慈父的角色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幾年前一家漢堡飽店每天派發一個不同款式的史諾比模型公仔,他為了讓女兒集齊全套,連續二十多天排隊啃下漢堡飽作午餐。

偉群是虔誠基督徒,從不說教,但對自己信守的價值卻毫不含糊。就在他和太太往西班牙度假前一星期,他參加每年一度的華仁舊生聚會,坐在他身旁是一位工程師和一位醫生。偉群以他一貫的熱誠,不厭其詳地指出立法會功能組別原是為了讓專業人士獻身公眾利益,而非爭取界別的私利。

一個自由主義的歷史學者,在他深愛的城市,以使者的風采,留下了目不暇給的印記。也許就在他中風失去知覺前的一刻,在巴塞隆拿博物館裏,他得到了些什麼靈感,還想給這個城市更多一點的叮嚀……

* * *

*The Silent Spring byRachel Carson——1962年在美國出版,揭露農藥毒害生態環境的真相,當雀鳥被毒殺後春天也變得寂靜,被視為啟蒙現代環保運動的重要著作。


黎廣德

(刊載於明報,2008年10月28日,D4版)



陳偉群(左起第四名)在2002年往南非參加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高峰會



陳偉群(左起第二名)在2004年主持西九聯席論壇


 



陳偉群(左起第三名)在1977年在香港大學明原堂開始大學生活



陳偉群今年九月主持最後一次公開活動 - 民間規劃聽證會



陳偉群(左二)出席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典禮


2008年10月25日 星期六

施政報告、十大基建和何議員欠你的交待

[Please scroll down for the English version]


各位工程師朋友:


曾特首在上週發表了施政報告,我最感欣慰的是政府開始用實質行動回應氣候變化的挑戰:在啟德發展區設立區域供冷系統、研究限制銷售鎢絲燈泡、資助大廈業主進行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合審計,和進行提升能源效益工程的部分費用。有關建議與我在今年七月提出的政綱 (見www.albertlai.hk) 、公共專業聯盟今年八月的施政報告建議書和今年二月的財政預算案建議(見www.procommons.org.hk)吻合,但仍有很大改善的空間,例如區域供冷系統除了用於啟德,更可加快在西九文化區使用。


對於工程界最關心的十大基建,可說是施政報告的一大敗筆。除了例行交待項目進展外,特首完全沒有勇氣面對項目遇上的困難,更沒有高瞻遠矚的能力,順勢調整以迎接金融海嘯後新經濟週期的挑戰。例如深圳市剛調整了城市總體規劃,使河套區發展和港深機場鐵路等跨境項目出現變數;由於經濟衰退風險驟增,市民自然期望加快帶動本土經濟發展的項目,例如連接觀塘的啟德新區、大學城、副都市中心等(有關我對十大基建的分析及工程界的憂慮,請參考我在信報的文章,該文與施政報告同日發表,見附文。)


林鄭月娥局長承認本年度的工程開支只由原來的二百一十八億增至二百三十億,下個年度亦只有二百五十億。若政府只著眼於一些需要跨境協調、港府根本不能控制進度的項目(例如河套區發展、港深機場鐵路等),原先所謂創造就業的目標只會變成雷聲大、雨點小,更難以符合工程界和社會的期望。為了應付金融海嘯後的經濟低迷,政府必須順應時勢,調整項目,讓更多中小型和更多可以惠及不同工程專業的項目上馬。


為了工程界的聲譽,我建議大家多留意何鍾泰議員在立法會的表現。他贊成政府對領取生果金的老人家進行入息審查(根據10月16日大公報報導),投票反對賦予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特權調查雷曼事件,更投票反對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梁展文事件。


我們不希望社會大眾因為工程界議員的取態,誤認工程師都是涼薄的中產階層,不顧民間疾苦,與市民脈搏脫節。增加三百元的生果金只會增加政府年度開支19億元,不及政府去年減低公司利得稅率而少收44億元的一半。香港有四成老人家生活於貧窮線下,不少老人家有畢生積蓄十萬八萬元,想盡辦法保留這些「棺材本」以備將來健康惡化時應急之用,所以只靠生果金每天不到三十元過活。由於有資產在身,他們不能通過入息審查,我們要取消他們的生果金,用光自己的儲蓄再拿綜援嗎?在未有全民退休保障之前,我們能忍心讓他們活得更苦嗎?


最新消息:曾特首今天下午(10月24日)宣佈痛改前非,不會為增加生果金而進行入息審查。何議員不知民心背向,為順從特區政府便硬要反其道而行,平白押上工程界的聲譽;事至如今,是否有點枉作小人?


很多工程師和親友都是雷曼事件的受害者,更多工程師認為梁展文事件應該徹查。對於這些大是大非,關乎良好管治的重大議題,何鍾泰議員卻認為立法會應該撤手不管,這是否有違工程界所託?


我們都希望何議員能代表工程界的良知,使工程師得到社會更多的尊重。何議員能給工程師一個交待嗎?



黎廣德工程師


2008/10/24 


Dear Fellow Engineers,


Policy address, Infrastructure and Legislator Ho's Performance


From the policy address announc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last week, I was most please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at last begun to take substantial steps in responding to the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 These include a new district cooling system in Kai Tak, restrictions on the sale of incandescent light bulbs, and the subsidies for energy audits and energy efficiency upgrades in buildings. These initiatives are in line with my election platform last July (see www.albertlai.hk)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proposals in respect of the government budget last February and in respect of the policy address last August (see www.procommons.org.hk). Yet there is plenty of room for improvements, such as the early application of district cooling systems in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What is most disappointing in the Policy Address are related to the Te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 subject close to the heart of engineers. Except for a routine report on project progress, the CE has neither the courage to face the many challenges ahead, nor the vision to rise above the looming financial tsunami. For instance, the recent adjustment of the master plan in Shenzhen City has created many uncertainties to the Lok Mak Chau Loop Development and the Airport Link Project. The increased risk of economic recession will also lead to heightened public expectations on projects that can spur local economic growth, such as new Kai Tak development linking the old Kwun Tong District, a university town, and a secondary city centre.


The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Mrs Carrie Lam, admitted that the government's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this year will only go up to $23 billion from last year's $21.8 billion. Even the estimate for next year will only be $25 billion. If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focus only on mega-projects, in particular cross-border projects which the government has little control (e.g. Lok Ma Chau Loop and the Airport Links), the original targets of job creation will be under-achieved. To respond to the new economic scenario post-financial tsunami, the government must start now to fine-tune its plans and encourage a more diversified range of projects, in particular projects of lesser size and projects capable of benefiting a broad range of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For the sake of the engineering profession's reputation, I would suggest that w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erformance of Legislator Raymond Ho in Legco. He recently voiced support for means test for the recipients of the old-age allowance (according to news report in Ta Kun Pao on 16/10/08). He also voted against two motions: Legco'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ehman Brothers affair using privileged power, and Legco's setting up of a special committee to look into the Leung Chin Man affair.


We do not want to see that the public, because of Ir Ho's attitude, misconstrue engineers as a bunch of uncaring middle class professionals totally detached from the needs of the disadvantaged.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increase of the old-age allowance by $300 per month will only lead to an increased annual expenditure of $1.9 billion, less than half of the $4.4 billion of annual revenue loss as a result of the reduction in company profits tax last year. At present around 40% of our aged population live below the poverty line. Many of them may have a life savings of say $100,000 or less. They rely on the old-age allowance of less than $30 per day for daily living in order not to run down their savings which they keep at all cost as a means for self-protection in anticipation of their declining health conditions. Since personal savings are regarded as financial assets, these senior citizens will not be able to pass the means test if applied. Should we cancel thei! r old-age allowance, thus forcing them to run down their savings and join the queue for CSSA? Should we make their lives more miserable before we can bring in a system of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Here i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the CE announced this afternoon (24/10/08) that he retracted his earlier proposition and would drop the idea of a means test. What purpose did Ir Ho serve by declaring this untenable position, except to put at risk the reputation of the engineering profession?


Many engineers and their friends were victims of the Lehman Brothers financial products. Still more engineers believe that the Leung Chin Man affair is worth thorough investigation for the sake of good governance. Yet Ir Ho has been asking Legco not to exercise its right to investigate. Is this in line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the engineering profession?


It is our wish that Ir Ho can stand for engineers' conscience, so that we engineers can earn more respect from the public. Does Ir Ho owe us an explanation?
Ir Albert Lai
24 October 2008


 


 



十大基建的內憂外患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
原文刊於2008年10月15日信報「專業眼」專欄



「河套地區的開發絕不是直接確定專案就開發這麼簡單的事,首先應該對區域環境影響做出評價,河套地區是深港之間難得的綠色屏障,深港兩地的空間資源很有限,而最短缺的資源就是綠地資源。」 這番說話並非出自環保份子之口,而是深圳市社科院院長樂正今年六月在深圳市規劃局就河套地區開發舉行的首場內部諮詢會上的發言。



上月中文大學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羅祥國發表了研究報告,估計港深機場鐵路須投資三百至五百億港元,但客運量嚴重不足,即使強迫關閉了現有來往港深機場每程250元的渡輪服務,而鐵路單程收費四百元,客運量假設從現在的全年五十萬人次有每年百份之二十的增長,整個項目也只能從第十一至十五年才達致第一年有百份之三的回報。報告直言港深機場鐵路項目難以符合經濟效益。


樂正和羅祥國的觀點,對於曾特首賴以支撐去年施政報告的十大基建,無疑是當頭棒喝。


河套區開發和港深機場鐵路都是十大基建中的兩個跨境基建項目。無疑每一個大型項目都需要經過周密研究,在過程中出現調整甚至被判定不可行而須放棄,都是正常不過的程序。但在研究過程中時刻保持科學求真的專業精神卻需要極大的勇氣。


河套區「綠色屏障」的啟示


十大基建去年還未有一個項目開工建設,預計在曾特首於2012年落任前能夠開工的只有六個:南港島線、沙中線、廣深港高速鐵路、屯門西繞道及屯門至赤角連接路、西九和啟德發展計劃;其餘四個:港珠澳大橋、河套區、港深機場鐵路和新界北的新發展區更未有確定的時間表。



事實上,大家關心曾特首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除了宣揚各項進展之餘,能否誠實面對十大基建面臨的挑戰,從而因應調整。


一、 深港願景的落差


深圳市剛在上月公佈了《深圳國家創新型城市總體規劃(2008-2015年)》,把自主創新作為深圳市發展的主導戰略,而其中重點是加快城市環境建設,創造最佳人居環境,吸引高級人才聚集。深圳的發展主軸在於東、西、北三個方向,保留河套區的環境資源反而成為知識界主流的呼聲。這邊廂,就在香港舉行的諮詢會上,新界原居民開始質疑,政府開發人煙全無的邊境河套區是否意味要拖慢新界北的發展,幾個零散的所謂新發展區究竟能有甚麼成效?專業人士則指出全國高鐵的香港站明明可以設在錦上路,以發展元朗、錦田一帶成為副都市中心,為甚麼非要把總站設在西九的地底,強迫三百多萬新界人北上內地時須先往南走十多公里到九龍上車?


簡而言之,深圳前瞻性的願景已經使香港的規劃相形見拙,為最少四個項目添加變數:河套區、新發展區、全國高鐵和港深機場鐵路。


二、 市場投資意欲萎縮


過去一年進展較大的五個項目均有一個共通點:原先預計的私人資本投資影影蹤全無,政府須承擔全部投資。港珠澳大橋放棄招標,啟德郵輪碼頭招標失敗,西九推倒重來後由政府獨攬,沙中線和南港島線由政府全資興建,再租予港鐵營運。本來由政府投資基建並非壞事,但這意味著項目毋須按照市場規律經過風險評估,項目是否可行全由曾班子說了算。按照目前低透明度的做法,工程部門不能向公眾公佈詳細可行性研究,提交立法會的有限資料亦沒有熟悉專業的議員認真斟酌。由於政府高層不尊重專業意見,因外行領導內行而出現決策失誤的風險大增。


「願景貧乏症」隱憂


三、 工程界憂慮忽冷忽熱


工程界很多資深人士已經憂慮,政府不惜一切地推行十大基建,將會使投資額從目前每年兩百多億大幅飇升至兩、三年後的四、五百億,屆時創造的新價值只會跑到外來的公司和勞工手上,與政府聲稱為本地行業帶來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背道而馳。況且十大基建原來的內容就已經遺漏了很多有利環境質素、能夠惠及更多工程專業的項目,例如高效焚化爐、淨化海港計劃生物處理工程、應對氣候變化工程、改善社區設施的小型工程等等,若果曾班子沒有按照專業意見及時調整基建項目的內容和進度的政治勇氣,將會使香港走上不少冤枉路。


深圳市社科院院長樂正指出,河套區的綠地是緩解深圳巿中心區熱島效應的主因;他的見識也同時反照出特區高層規劃基建時患上的「願景貧乏症」,從來未有深究「為何發展」、「為誰發展」的根本問題。今年施政報告的最大憂慮,是曾特首繼續把口號式的十大基建視為首長工程的政治任務,不惜代價也要「頂硬上」,變成「後金融海嘯期」尾大不掉的包袱。


2008年10月3日 星期五

給雷曼產品受害人的建議


各位朋友:


給雷曼產品受害人的建議


我相信不少朋友都十分關注最近的金融海嘯,有些工程師或其家人,甚至受到雷曼迷你債券或其他金融產品的牽連。越來越多的案例說明,銷售這些產品的銀行沒有為客戶的風險上限把關,甚至出現以不良手法違規銷售的情況。〔我對事件的分析請參考我在101日刋於信報的文章〕


正因為這是系統性的失誤,我相信當務之急是由政府和金管局督促涉案的銀行與因違規銷售而購入毒債券的受害人盡快集體和解。若果你或你的親戚朋友是相關的苦主,我建議你盡早採取以下四項行動以保障本身利益:


向你購入產品的銀行發出書面投訴函;


向金融管理局投訴


向消委會以消費者(而非投資者)身份投訴;


加入你所屬的銀行受害人群組,以便在採取集體行動時能取得最新訊息。


有關上述第234項行動所需的表格及聯絡方式,均可從公民黨網站 www.civicparty.hk 下載,或與公民黨歐陽志飛先生聯絡 (T: 28654040)


在政策層面,我會跟進金管局和證監會,究竟在監管高風險金融產品和銷售方式上,是否應該負上相當的責任。無論從專業人士或消費者的角度出發,我們理應可以對金融產品的設計及監管發揮更大的貢獻。歡迎有興趣參與討論的朋友與我聯絡。


黎廣德


十月二日


 


2 Oct 2008 


Dear Friends  ,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victims of Lehman Brother Products


I believe many friends a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current financial tsunami. The family members of some engineers are even adversely affected by the collapse in value of Lehman Brother financial products. More and more cases have revealed that many retail banks had paid no attention to risk control for their customers, and some had even engaged in mis-selling. (For detailed analyses please see my article published in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on 1 October 2008).


Since this is now shown to be a systemic failure, I believe it is imperative fo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 to urge the retail banks to come to a collective settlement with those affected by these ‘poisoned products’ as a result of mis-selling. If you or your friends or relatives belong to the victim groups, I suggest that you consider taking the following four measures for your own protection:


Lodge a written complaint to the bank where you bought the product;


Lodge a complaint with HKMA;


Logde a complaint with the Consumer Council in the capacity as a consumer (not an investor);


Get connected to the victim groups of the relevant bank, so that you may get involved and notified of future collective action.


The forms and contact details required for the above Action 2, 3 and 4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Civic Party website www.civicparty.hk, or you may get in touch with Mr Au-yeung Chi-fei of the Civic Party at 28654040.


At the policy level, I shall continue to pursue the roles of HKMA and the SFC, and see what responsibilities they should take in the regulation of high-risk financial products and their sales to the public. Whether in the capacity of professionals or consumers, it is evident that we have a lot to contribute in the design and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product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joining the discussion, please feel free to get in touch with me.


Yours truly,


Albert Lai


別讓毒債券「海水倒灌」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


原文刊於信報2008101日「專業眼」專欄


上週六應邀協助一班受雷曼產品拖累的銀行客戶,陪同他們與出售這些結構性金融產品的零售銀行會面。在會議上為數五十名的苦主列舉了很多疑似違規銷售的案例,其中一位中年女士表示她十四年來一直只做定期存款,卻因為老父退休後把畢生積蓄轉贈給她名下帳戶,被分行經理拉到房間裏遊說了兩個小時,最後在只見過一張簡單打印的產品介紹表後,便從一個已向銀行報稱不懂投資的存款人「升格」為高風險投資者,至今仍然未敢向老父啟齒說明損失。


另一位女士哽咽的說:毒債券比毒奶粉還要厲害,她揭開真相後,望見罐內空空如也,連結腎石的機會也沒有,只得眼睜睜地餓死……


投資者承擔自己選擇的風險,似乎是天經地義的道理。但銀行向客戶違規出售一些風險過高,明知超越他們承擔能力的產品,因而需要負上回購賠償的責任,又何嘗不是天經地義?


今次高調投訴的苦主大都是從二十一家零售銀行購入毒債券的傳統客戶,而非從兩家經紀行購入產品的投資者,便足以說明今次事件的癥結在於銀行誤判或無視客戶風險承擔能力,與不良銷售手法。究竟這只是無心之失,還是銀行高層追求利潤而出現層壓式包辦銷售額的惡果?


資訊不對稱釀成惡果


資訊不對稱是這些結構性金融產品,從設計到發行到零售均出現的最大問題。


一位擁有三個碩士學位、精通數學工程的基金管理公司總管私下透露,為了徹底搞懂這一類迷你債券的來龍去脈,他曾經買了兩本專書花了一個月時間,按照發行商提供的二次微分方程式逐條演算,最後還是難以確認這些風險評估的真確性,只得嘆一口大氣。


究竟這二十一家零售銀行和兩家經紀行的高層,有誰像我這位管理基金的朋友花大力氣去了解這些毒債券的風險,還是只倚賴評級機構的建議便指示下屬向客戶大力推銷?層層推演,負責向銀行客戶推銷這些名為結構性金融產品、卻實際上在銀行內由上到下誰也摸不清這些「結構」真正含義的毒債券的分行持牌代表,我們又能寄予多少厚望?可是,儘管這些分行代表掌握自己推銷的產品的資訊十分有限,他們對銀行客戶的財政狀況卻瞭如指掌 你的存款甚麼時候到期,你何時多了一筆意外之財,你每月生活費用多少 都在他們掌握之中。


面對這種資訊力量強弱懸殊的情況,只要銀行高層的道德操守稍為鬆懈,沒有主動為客戶能夠承擔的風險上限把關,便總有一批信賴銀行卻認知不足的客戶「落網」。毒債券總不愁沒有市場。


金融市場的運作倚賴兩項最重要的資產 資金和信任。越來越多的案例表明,今次毒債券出事的核心最終會歸咎於兩個環節:為何高風險產品會送到一批沒有能力承受風險的客戶面前推銷?為何違規銷售的情況廣泛存在而銀行和監管當局視若無睹?而核心中的核心更是:誰看中了存戶的資金卻背棄了存戶對整個金融制度的信任?


非常事件非常手段


特區政府目前竭力把毒債券事件局限在技術和法律層面:出事的源頭全在於一間遙不可及、政府愛莫能助的美國投資銀行;解決的方法在於依法調查,苦主如須索賠可以依法訴訟。這種方式適用於處理個別偶發的個案,但對於目前這種系統性的持續失誤,還適用嗎?


隨著越來越多銀行客戶願意挺身而出,越來越多「離譜」案例曝光,問責的呼聲自然會越來越高漲,問責的層次自然會從銀行高層上升到監管部門再到特區領導班子。這個計時炸彈,曾特首難道看不透嗎?


這次事件如何善後關乎香港金融中心的聲譽,曾特首是否視民望如浮雲實在無關宏旨。在資訊不對稱的制度下,誰來主持公道?在人心虛怯的金融海嘯中,如何才能維持信心?


在與銀行會面結束後,有一位存戶出奇冷靜地跟我說:「香港銀行業整體要認真考慮行業的誠信,『香港銀行靠唔住』和『香港銀行靠得住』這兩句話價值相差多少?遠不只200億港元吧?甚麼叫企業道德?」


相信每一間涉案銀行都已經仔細盤算,丟失了這一班客戶的信任不會在帳面上造成多大損失。但信任既是無形資產,自可在剎那間煙消雲散,絕不會只停留在一間銀行的帳簿上。


正如上週的強勁颱風遇上大潮,當政府部門在大澳防止山泥傾瀉的時候,冷不防海水倒灌,海水抽高3.7米,做成百年一遇的巨災。曾班子的政治判斷力,能夠防止海水倒灌的系統失誤嗎?


 

2008年10月1日 星期三

別讓毒債券「海水倒灌」

(刊08年10月1日信報)


上週六應邀協助一班受雷曼產品拖累的銀行客,陪同他們與出售這些結構性金融產品的零售銀行會面。在會議上為數五十名的苦主列舉了很多疑似違規銷售的案例,其中一位中年女士表示她十四年來一直只做定期存款,卻因為老父退休後把畢生積蓄轉贈給她名下帳戶,被分行經理拉到房間裏遊說了兩個小時,最後在只見過一張簡單打印的產品介紹表後,便從一個已向銀行報稱不懂投資的存款人升格」為高風險投資者,至今仍然未敢向老父啟齒說明損失。


另一位女士哽咽的說:毒債券比毒奶粉還要厲害,她揭開真相後,望見罐內空空如也,連結腎石的機會也沒有,只眼睜睜地餓死……


投資者承擔自己選擇的風險,似乎是天經地義的道理。但銀行向客戶違規出售一些風險過高,明知超越他們承擔能力的產品,因而需要負上回購賠償的責任,又何嘗不是天經地義?


今次高調投訴的苦主大都是從二十一家零售銀行購入毒債券的傳統客戶,而非從兩家經紀行購入產品的投資者,便足以說明今次事件的癥結在於銀行誤判或無視客戶風險承擔能力,與不良銷售手法。究竟這只是無心之失,還是銀行高層追求利潤而出現層壓式包辦銷售額的惡果?


資訊不對稱  釀成惡果


資訊不對稱是這些結構性金融產品,從設計到發行到零售均出現的最大問題。


一位擁有三個碩士學位、精通數學工程的基金管理公司總管私下透露,為了徹底搞懂這一類迷你債券的來龍去脈,他曾經買了兩本專書花了一個月時間,按照發行商提供的二次微分方程式逐條演算,最後還是難以確認這些風險評估的真確性,只得嘆一口大氣。


究竟這二十一家零售銀行和兩家經紀行的高層,有誰像我這位管理基金的朋友花大力氣去了解這些毒債券的風險,還是只倚賴評級機構的建議便指示下屬向客戶大力推銷?層層推演,負責向銀行客戶推銷這些名為結構性金融產品、卻實際上在銀行內由上到下誰也摸不清這些「結構」真正含義的毒債券的分行持牌代表,我們又能寄予多少厚望?可是,儘管這些分行代表掌握自己推銷的產品的資訊十分有限,他們對銀行客戶的財政狀況卻瞭如指掌 ─ 你的存款甚麼時候到期,你何時多了一筆意外之財,你每月生活費用多少 ─ 都在他們掌握之中。


面對這種資訊力量強弱懸殊的情況,只要銀行高層的道德操守稍為鬆懈,沒有主動為客戶能夠承擔的風險上限把關,便總有一批信賴銀行卻認知不足的客戶「落網」。毒債券總不愁沒有市場。


金融市場的運作倚賴兩項最重要的資產 ─ 資金和信任。越來越多的案例表明,今次毒債券出事的核心最終會歸咎於兩個環節:為何高風險產品會送到一批沒有能力承受風險的客戶面前推銷?為何違規銷售的情況廣泛存在而銀行和監管當局視若無睹?而核心中的核心更是:誰看中了存戶的資金卻背棄了存戶對整個金融制度的信任?


非常事件  非常手段


特區政府目前竭力把毒債券事件局限在技術和法律層面:出事的源頭全在於一間遙不可及、政府愛莫能助的美國投資銀行;解決的方法在於依法調查,苦主如須索賠可以依法訴訟。這種方式適用於處理個別偶發的個案,但對於目前這種系統性的持續失誤,還適用嗎?


隨著越來越多銀行客戶願意挺身而出,越來越多「離譜」案例曝光,問責的呼聲自然會越來越高漲,問責的層次自然會從銀行高層上升到監管部門再到特區領導班子。這個計時炸彈,曾特首難道看不透嗎?


這次事件如何善後關乎香港金融中心的聲譽,曾特首是否視民望如浮雲實在無關宏旨。在資訊不對稱的制度下,誰來主持公道?在人心虛怯的金融海嘯中,如何才能維持信心?


在與銀行會面結束後,有一位存戶出奇冷靜地跟我說:「香港銀行業整體要認真考慮行業的誠信,『香港銀行靠唔住』和『香港銀行靠得住』這兩句話價值相差多少?遠不只200億港元吧?甚麼叫企業道德?


相信每一間涉案銀行都已經仔細盤算,丟失了這一班客戶的信任不會在帳面上造成多大損失。但信任既是無形資產,自可在剎那間煙消雲散,絕不會只停留在一間銀行的帳簿上。


正如上週的強勁颱風遇上大潮,當政府部門在大澳防止山泥傾瀉的時候,冷不防海水倒灌,海水抽高3.7米,做成百年一遇的巨災。曾班子的政治判斷力,能夠防止海水倒灌的系統失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