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6日 星期一

如何輸掉二○三○

(原載於 信報 2007-11-26 9)


在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中,認識了一位土生土長的年輕人,他在美國一所大學的工程系念書,卻剛好在留港期間碰上區選。我問他為什麼朝七晚十地落力助選,他的答案竟然近似柏拉圖的一句名言:「若果你不參與政治,你會得到懲罰:就是讓比你更差勁的人管治自己。」  有見於這位年輕人對未來充滿熱忱,我建議他翻看一份在上月出版、份量十足的政府文件《香港二規劃遠景與策略最後報告》。這份報告歷時七載完成,包含了四十八份工作文件,經過區議會、民間團體和專家學者的廣泛諮詢,堪稱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涉獵最廣的一份研究報告。


  報告是由規劃署制訂,職權所限難免有不少先天的掣肘。但報告的野心很大:為香港未來三十年的發展訂立策略,並且宣稱「沒有行動的遠景是白日夢;沒有遠景的行動是噩夢」。報告的重點雖然是空間發展的規劃,但考慮的因素已包括諸如人口變遷、經濟路向及社會結構等範疇。


  為了使香港達致「亞洲國際都會」的遠景,報告列出三大發展方向:締造優質生活環境,提高經濟競爭力和加強與內地的聯繫。報告的結論提出相當細緻的「最可取發展方案」,包括土地利用、交通基建、發展密度、房屋規劃等等,並且就此進行了可持續發展影響評估。主事者的用心與努力毌庸置疑。


抹殺專業的「外部因素」


  吊詭的是:與其說這份報告是規劃師經過深思熟慮為香港描繪二的遠景,不如說是反映了專業人士為香港發展規劃的尷尬、甚至近乎荒謬的處境。


  報告首先認定了香港受很多不能自己控制的外部因素所左右,因此只能採取被動的「情景規劃」模式,例如人口比預期加多或減少,即應採取什麼應變措施等等。在全球化的今天,當然有很多外部因素是由於國際或地區的趨勢造成,不會以香港的意志而轉移。


  但報告內很多明示或暗示的所謂外部因素,卻是由於當權者抹殺規劃師的專業意見,基於難以言喻的高層決策所造成的。例如邊境禁區的開發,港深機場之間的接駁鐵路,雖然被特首在施政報告內列入十大基建項目之內,根本找不到合理的規劃理由支。究竟這是深思熟慮的遠景,還是受到特殊利益所左右的一言堂政治決定?


「等我退休再講」症候群


  報告明顯迴避了一些專家學者提出的老大難問題:例如明知新界丁屋政策難以持續,卻隻字不提;明知新界北部因為物流業的後勤支援設施不足而出現濫用鄉郊土地的情況,卻完全沒有提出解決方案。這種諱疾忌醫的態度,正好反映了特區領導的「等我退休再講」症候群(AMR - After My Retirement Syndrome)。對官僚是合理的選擇,對香港發展卻是一種悲哀。


  在研究過程中不少專家的建議,例如將舊工業區用途放寬,改變成商住公寓;將水塘適度開放作為休憩用途;將舊區更新策略由重建為主變為復修為主等等,結果都是雷聲大、雨點小,甚而無疾而終。


  歸根到柢,城市規劃是一場政治角力的遊戲。若果沒有公眾關心,沒有專業人士願意無畏無私地倡議,二的美好遠景不會一夜之間輸掉,卻可以被特殊利益一步一步地蠶食,以致最終完全走樣變形。在沒有民主體制的今天,扭曲變形幾乎是必然的。


不坐政治「順風車」


  良好管治是寶貴的公有財產。若果政府能夠公平施政、善用資源,良好管治帶來的效益便正如清新空氣一樣,人人可以受惠,卻不必每個人付出同樣努力。所以在政治生活中難免出現「順風車」效應(free-rider effect):有人可以不哼一聲,不過問政治,不必為監察政府出一點力,卻可以分享其他積極投票、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人的成果。間中坐一次順風車是人之常情,但當愈來愈多人爭坐順風車的時候,這輛車只能以拋錨收場,或被人騎劫他去。


  未來的願景是由當下的決定一點一滴堆砌而成的。今天的現象是由過去的決定累積得來的。當我們看見第一棟屏風樓出現的時候,要制止第二棟、第三棟屏風樓已經太遲。規劃決策就如大郵輪轉彎,下一代必然要為今天的決定付出一連串軌拉長的代價。政治發展也如是,一次形勢的劇變可能為下一代帶來意想不到的惡果。要實現二的美好願景,只能靠大家積極參與每一個規劃決策。要享受良好管治,只能靠大家不坐順風車,不放棄每一次政治表態的機會。


  這個一腔熱誠的年輕人在本周返回美國開學,他很遺憾不能在本周日的立法會補選中投票。少了他的一票會否輸掉了二的香港願景?有權投票的你,可以給他一個安心的答案嗎?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


 


 


2007年11月12日 星期一

峇里會議的「蝴蝶效應」

(原載於 信報 2007-11-12 13)


在環保團體與專業界的多年催促下,特首曾蔭權終於在上月完成了一項創舉:將全球暖化危機列入施政報告內,提上政府施政日程。內容只有短短三小段,唯一的具體目標是重複香港已在今年九月作為亞太經合組織成員簽署的《悉尼宣言》內的承諾,即在二年將能源強度減低百分之二十五(以二○○五年為基礎)。儘管相對於國際標準而言,由於避開了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絕對值,這目標非常含糊,但仍不失為承認香港對國際社會的責任的開始。  很多人說今年是氣候變化年,從戈爾的紀錄片《絕望真相》,到聯合國發表連串的科學報告,到七月份的全球音樂會,以至上月頒發給戈爾和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化委員會的諾貝爾和平獎,無一不衝這個揮之不去的人類危機而來。


全球最大市場失效


  但今年真正的重頭戲是即將於下月在印尼峇里島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會議的焦點是有關二一二年《京都議定書》到期後各國減排的責任,該會議的結果將會預示人類是否有足夠智慧與政治意志應付這場全球危機。


  根據「綠色和平」引述的調查,超過七成的香港人已經關注全球暖化的問題,但大部分人仍未知從何入手:意識與行動之間還有很大落差。


  世界銀行前總經濟師史頓指出,氣候變化是「全球最大的市場失效」。因此,任何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都離不開兩個範疇:一、政府如何採用新政策工具調節市場;二、企業如何適應新的市場環境。正因如此,推動政府改變角色,促使企業肩負社會責任,便成為現今公民社會的最大挑戰。


  為了尋找「香港新方向」,曾特首在施政報告內多番強調用「整個國家的視野看香港」,卻未有提及如何從全球視野為香港定位。


  倫敦市長利文斯頓在今年二月發表「今天行動,守護將來」的計劃,要求倫敦「在氣候變化議題上,五年內成為領導世界的科研和金融財務中心」,並且鋪陳具體的行動綱領,強調「不需要降低生活質素,只需要改變生活模式」,便可以將倫敦二二五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減至一九九年百分之六十的水平。


  紐約市長彭博宣稱:「我們負擔不起等待其他人牽頭的後果,紐約一直以來扮演先鋒,為現代社會的嚴峻課題提供答案」。他與過百個公民組織會面,舉行了十一場公聽會,認定了政府內部分散在八個不同部門的職能分割是使政府無法有效應付全球暖化的主因,因此對政府架構展開大刀闊斧的改革。


  顯而易見,一個擁有全球視野的城市領袖,不僅可以把氣候變化視為開拓新科技、拓展新產業的機遇,更是改革政府架構、提升管治能力的契機。


凝聚城市改革動力


  在另一邊廂,曾特首希望香港成為一千萬人口的大都會;唐英年司長則擁抱「港深都會」的概念,期望超倫趕紐,在二年排名全球第三位;曾俊華司長在上周談到財政儲備過剩時表示:「很難說要多少儲備才足夠,港府的財政儲備愈多愈好。」  在尋找香港新方向的當下,我們正碰上一個前所未見的政經組合:儘管政府高層只有模糊的全球視野,但我們充裕的財政儲備卻足以引發不計效益投放資源的道德風險。儘管社會上對解決環境與貧窮挑戰的共識越來越強,但我們被特殊利益扭曲的政治體制卻使政府難以推行公平管治。


  能否利用全球暖化的挑戰凝聚城市改革的動力在可持續發展、城市規劃、土地利用、交通、能源以至機構、稅制改革等領域創出新天地,這是對港府領導能力的重大考驗。


  全球十八個國際級城市在二○○五年發起「大城市氣候領導組織」,承諾合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至今已易名為「C40」,除了倫敦、紐約外,北京、首爾等接近四十個城市已經加入。儘管香港在被邀之列,但至今猶豫未決。如果我們對肩負國際責任帶有先天的恐懼,又如何能躋身國際都會之列?


  據悉,港府只打算派出三名中層署級官員,以中國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參加峇里會議,特首和司局長們還在猶豫。幸好,專業人士正籌組一個香港代表團參與,以顯示公民社會求變的決心。


  這正好體現了全球化的弔詭,另一種意想不到的「蝴蝶效應」:一隻在亞馬遜森林振翅的蝴蝶可以引發一場太平洋風暴;一場峇里會議又何嘗不能催生香港的連串改革?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 www.procommons.org.hk


 


 


2007年11月1日 星期四

活化中區警署的三大疑團

(原載於 明報 2007-11-1 A30)


為彌補古蹟保育政策失誤,特首在施政報告匆忙宣布一個他已「原則上接受」的活化中區警署建築群計劃,由馬會出資興建一幢160 米 高新建築物,將過半數樓面面積改為商業用途,以響應特首活化古蹟的號召。


將文化古蹟活化再利用是國際上行之有效的保育方式,專業人士一直主張政府廣泛採納,關鍵在於實施時會否偏離「古蹟第一」的原意,弄巧反拙。過去三周,出於對慈善機構的尊重,保育團體一直願意對馬會的方案疑中留情,善意地詮釋。可惜,政府至今公布的資料不但未能釋疑,更引發出三大疑團。


一、乖離國際準則?


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訂立的《威尼斯約章》,清晰指出保育不單是為了保留一件藝術實物,而是為了彰顯人類文明發展的證據。因此,首要工作是就歷史、藝術、社會和科學的角度進行完整的「文化價值評估」,再根據評估結果決定保育和活化方案。


自從12 年前政府將中區警署建築群列為法定古蹟以來,至今仍未按照國際準則進行文化價值評估。沒有紮實研究支撐的活化方案,恍如建築在浮沙上的古堡,如何經得起時間考驗?


《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第23 條規定: 「文物古蹟的審美價值主要表現為它的歷史真實性,不允許為了追求完整、華麗而改變文物原狀。」同時在細則內指出,「為了公開開放和合理利用以增改的設施,應限制在最小的範圍內,只實施在次要的建築中,或建築的次要部位;所有工程都應當是非永久性構造,是可逆性的,必要時能全部恢復保持原來的狀態。」馬會的方案符合這些國際準則嗎?


二、漠視社區意願?


政府本於03 年決定以商業形式將建築群招標批予發展商,其後因各界反對才擱置。保育團體聯同專業人士和區議會其後進行了一連串社區參與、設計比賽和問卷調查,對社區的意向已有詳盡了解。調查發現,近九成市民認為保存古蹟的「歷史氛圍」至為重要,並有同樣大比數的市民不認同政府要求保育方案「自負盈虧」。鑑於政府與馬會的磋商在過去兩年一直保密,負責設計活化方案的海外建築師只能秘密訪港,不能與社區街坊接觸,不能向本地建築師取經,更不能向保育團體了解社會訴求。這種有違常理的設計流程,究竟增加還是削弱了活化方案的公信力?誰又能確保方案已充分反映居民對發展密度、交通規劃和公共空間的訴求?


三、一言堂的決策?


據悉,曾向政府提交活化中區警署方案的機構,除馬會以外,還有以何東家族基金為首的慈善機構和最少兩家商業機構。4 年前政府準備招標時起碼公布了評分標準,建議成立的評標委員會還有古蹟專家獲邀參與。但究竟現在特首選取馬會的方案時採納了什麼評估準則?有沒有設立評審委員會?有沒有獨立古蹟專家參與其事?有沒有把所有方案公平比較?市民一概不得而知。政府為什麼不願公布其他方案的細節,讓市民評定優劣?在新一屆政府剛上任之際,特首一方面在事前絕密封鎖消息,一方面超前代表市民「接受方案」,難道這就是發展一言堂的「香港新方向」?


活化古蹟是動聽的名字,但若政府不能解開三大疑團,恐怕發展局這次以「行動為先」的計劃,只會使千瘡百孔的文物保育政策不進反退。


作者是公民黨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