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6日 星期六

港式苛政是怎樣煉成的?



港式苛政是怎樣煉成的?




黎廣德 


「苛政猛於虎」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孔子路過泰山,見有婦人在墳前為亡夫亡兒號哭,因而告誡學生,暴政比老虎還可怕。想不到「苛政猛於虎」竟然在二千五百年後出現香港版,只不過因為披了一層現代文明的外衣,直至市民忽然發現電視台無得揀,創意工業被扼殺,才驚覺苛政已經殺到埋身。


苛政的本質是任意權力 (arbitrary power) ,即按照最高長官自訂的準則行事,毋須經過民意授權的機關同意。即使立法會由功能組別掌握否決權,也勉強有點民意基礎。但特區政府很多行政決定毋須經立法會審批,特別在廣播發牌、土地管理、城市規劃幾方面,都是滋生苛政的溫床。


其實行政長官倒行逆施的行政決定又豈止拒發電視牌照,從較早的數碼港批地和賤賣紅灣半島事件,到仍在發酵的解放軍碼頭規劃:政府將市民苦候十年的中環新海濱忽然改劃作軍事用地,便明白這些決策離不開特首的任意權力。


王維基問對了:「到底法律大、政策大、還是特首最大?」可惜現實既畸形亦殘酷:凡須行政决定的事項,特首最大。政策固然由特首制定,法律也只能確保程序公義,但程序公義阻止不了特首自以為是的決定,這就是香港。


王維基期望以司法覆核彰顯公義,未知是太浪漫還是太衝動。即使政府在程序操作上一時不慎讓香港電視勝訴,法院頂多是發還政府重新審議,屆時梁振英跟足程序改變遊戲規則,便可以替拒絕發牌的決定多披上一層法治外衣,這是他爭取的目標嗎?


行政主導變苛政當道


為何中央力撐的特區行政主導,逐漸演變成今天的苛政當道?這有賴三重圈套,共同維護文明理性的幻象,使香港人蒙在鼓裏。


其一是每項決策必有「一籃子理由」:政府無懼市民提出多少正當的道理,它可以堂而皇之照單全收,反正搓圓壓扁的能力在官員手上,理由越多越方便政府自說自話。正如今次審議免費電視牌照,香港電視縱有千百個理由,敵不過蘇錦樑一句「循序漸進」。


其二是每項決策都有「嚴謹程序」:為避免法律挑戰,這些程序例必包括公眾諮詢,而諮詢策略有兩種,不是快刀斬亂麻,便是與市民打消耗戰至大家麻木為止。只要諮詢後的取捨由官員或政府委任的委員負責,便可確保諮詢結果與長官喜好一致。以規劃程序為例,城規會主席由政府官員出任,委員由特首任命,撰寫文件的秘書處是政府部門,最後規劃圖須交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審批,正是由特首牢牢操控卻裝扮成客觀持平的典型架構。


其三是「黑箱決策」,無論是發牌、批地或通過規劃圖則,拿到行政會議或城規會時都是閉門決策,此舉不但方便個別成員逃避向公眾問責,更有利政府在傳媒中間製造「認真討論、嚴肅決定」的印象,掩蓋「一言堂」的本質。曾有傳媒揭發城規會會議即使法定人數不足依然照樣通過決定,究竟行政會議內的討論如何兒戲或荒謬,公眾都一無所知。


文明理性外衣   令市民重複上當


港式苛政的高明之處,是它可以令香港人在三個圈套中兜兜轉轉,跳不出五指山。


即使上週日十二萬市民遊行集會要求「還我公義」,主要訴求不自覺地變成「交代不發牌理由」。相信梁振英必定暗自偷笑,因為用語言偽術交代再交代,正是他的看家本領。大家似乎忘記了他如何交代僭建問題,陳茂波如何交代劏房和屯地問題。用擠牙膏方式把民意拖垮,梁班子駕輕就熟。去年反國教,大家會否要求梁振英交代洗腦理由?


港式苛政的副作用,是為了鞏固任意權力而把三重圈套越圍越密,所以「一籃子理由」越來越多,「嚴謹程序」越來越繁瑣,結果是效率更低,決策更慢,正是香港營商環境每况愈下的底因。


王維基和港視員工若想真要取得電視牌照而非曲線維穩,只得一個辦法,就是倚靠市民力量,直接行動清楚對焦:「反對苛政、重新發牌」。香港人要走出「苛政猛於虎、電視無得揀」的悲情,必須用普選特首來剷除任意權力,逃避政治等於慢性自殺。港式苛政不是港式奶茶,毋須變成香港文化遺產。

[201310月24日]


2013年10月20日 星期日

港人需要怎樣的香港大學?



港人需要怎樣的香港大學?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香港大學任命新校長,一石擊起千重浪,引發了華洋之辯、左右之爭、以至本土與中國之對立。各項評論百花齊放未嘗不是好事,但若因人廢言,或因某些成見而越扯越遠,難免浪費了一次足令香港大學各方持份者自省求變的大好機會。無論是對獨立學府又愛又恨的當權者,赤子之心的莘莘學子、切身利益尤關的教授、愛之深恨之切的校友、無私捐獻或心有所繫的工商巨賈、以至花錢最多卻聲音最弱的社會大眾,都是名正言順的大學持份者。

歸根結柢,在今天的歷史時空,香港人究竟想要怎樣的香港大學?搞不清目標,便難以評價新校長是否合適。

相信沒有人質疑,為香港大學訂立目標須從香港社會的需要出發,即使一百零二年前總督盧吉建立香港大學(今天引發「全球拯救港島徑運動」的住宅改建酒店項目即位於以他命名的山頂盧吉道),明言這是一所位於香港「為中國而立」的高等學府,也離不開香港自身利益的因素。因為替中國培養更多現代化所需的人才,也就是培養當時有利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大環境。這自利的考慮並不貶損「為中國而立」的高尚情操,正如我們今天關心中國民主進程,不會因香港人同時爭取本土民主而顯得自私功利。反之亦然,強調本土利益不等同放棄「為中國而立」的目標。

大學不能抽離社會現實

在網頁上可以找到香港大學的抱負如下:「香港大學躋立國際優等學府之首列,標領亞洲,懷抱中華,曠眼世界。教學科研,是必竭心悉力,交流廣益。期勉于精上求精,開新昧,薈萃天下英才,教以成美,樹人淑世,明德新民,止於至善。」這段文字經過無數教授學者推敲,理應無懈可擊。

研精學術,傳授知識,固然是大學的本業。但捨此以外,正如今天一家企業發表涵蓋環境和社會影響的可持續發表報告,務必要披露「實質性」(materiality)影響,即在當今之世,大學影響持份者,和持份者影響大學的重大課題是什麼,切忌泛泛而談或捨本逐末。循此思考,大學的定位便不能只看學術成就、或只談國際排名而抽離社會現實的需要。

有異於百年前由外來統治者掌控的殖民城市,香港社會今天最大的憂慮是迷失自我:核心價淪喪、政治體制軌、城市發展失控、貧富兩極對立,導致林林種種的社會矛盾,從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持續下降可見一斑。社會大眾咸認為大學可以發揮影響力,以學術之尊匡時濟世,這種期望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更加殷切。

香港大學有沒有辜負社會期望?要找出答案並不容易,但以香港大學現有近一萬名教職員和三萬名學生,還未計十多萬名校友,要做得更好的機會隨手可拾,試看下面的三個例子。

港大副教授戴耀廷發起的「和平佔中」運動,儘管個別師生對公民抗命的意見大可不同,但必須承認這運動指涉的課題,即普選落空引發的政制困局,正是全社會不得不面對的危機。「和平佔中」的課題放諸政治學可以論公義,經濟學可以論得失,歷史學可以論功過,為何香港大學表態議論的教授寥寥可數?

逃避社會議題但求明哲保身

大學盡皆公共知識分子,不少人卻對社會敏感議題避之則吉,連帶傳媒朋友要找敢於暢所欲言的時事評論者也經常碰壁,這種識時務者明哲保身的取態,正是腐蝕核心價的毒瘤。港大應是社會上割除毒瘤的最安全手術室,但它的效率如何,有目共睹。

特區政府邀請港大校長徐立之出任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多年,本來可持續發展涉及跨代公義、氣候變化等全球議題,由獨具國際視野的學者帶領社會討論探索,是最合適不過的安排。例如曾出任世界銀行和英國政府顧問,以研究氣候變化經濟學著名的斯特恩勳爵(Lord Nicholas Stern),便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教授,對於英國政府制訂的減碳策略有莫大影響。徐校長不是經濟學家,不宜深責,但他領導的大學專才無數,為何沒有對這方面的公共政策獨領風騷,得深思。

本土議題在大學抬不起頭

事實上,不少教授時有微言:大學追求國際排名的代價,是犧牲了關乎本土議題的專門研究(因為國際學術期刊對此少感興趣),更削弱了不少學者廣泛參與公共事務的熱誠,因為加入政府委員會尚可獲得某些受權貴嘉許的無形報酬,但支援民間社群便要放棄學術研究的機會而得不到與心力付出相對稱的評核,這損失對於年輕學者,尤其難以承受。此時此刻,香港要走出困局,正須壯大公民社會,大學的取態是否與社會需要背道而馳?

港大以深圳醫院先行,直接建立據點衝擊地體制,是一項未完成的試驗。一旦對權力與學術之間的定位拿不準,類似前年八一八事件對大學的傷害會以倍數增加。往正面看,若果大學管理層能以學術殿堂的尊嚴頂住集權政治的干預基因,港大深圳醫院有望從最不起眼的透明打包收費與倡導廉潔風氣開始,變成地醫療改革的起步點,將來受益的地居民何止以千萬計。果真如此,這試驗不只是履行港大使命,更可印證香港體制的優越性。

要國際視野還是自保專才?

由此觀之,港大挑選新校長離不開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一具國際視野,同時深諳港大「為中國而立」的歷史使命的人文學者,讓港大在香港發展和中國變革史上留下更深刻的足。中策是一學術有成,能為港大力爭國際排名而不落後於人的學者,卻可能與家國社群日漸疏離。下策是一八面玲瓏,為求自保而緊隨建制,但能確保大學資源不減的行政專才。

即使上述排序可能是多數香港人的共識(至少是筆者認識的港大校友的共識),但社會的期望不等同當權者的喜好,梁振英政府的選擇可能顛倒過來,眾人的下策反是他的上策,因為對建制挑戰最少,安全系數最高。

新校長馬斐森教授屬於哪一個層次,相信遴選委員會心中有數;不少校友懷念回歸前離任的歷史學者王賡武教授,一切盡在不言中。

大學由無數持份者組成,由最核心的校長、校董會到外圍的校友、捐贈人,都對港大的未來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知識傳授是教職員的份事,但價傳承可以由所有人身體力行。孫中山在一九二三年的演講中:「我有如遊子歸家,因為香港與香港大學乃我知識之誕生地」。培育傑出人才顯然不在於一位校長,與其多花時間爭論新校長的優劣,不如多為百年前一直耕耘下來的土壤澆水施肥,或許會結出超乎我們今天想像的果實。

有別於港大創立之初,今天香港是一國兩制下的其中一制,所以介入香港即等同介入中國,「和平佔中」如是,可持續發展策略也如是。港大人必須頭腦清醒:我們與至今仍然拒普世價的中央政權之間沒有緩衝,這項現實不會因為來了一位外籍校長而有絲毫改變。




 [原刊於《明報》, 20131013]



誰願見梁振英今晚慶功?



誰願見梁振英今晚慶功?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為了替解放軍奪取中環軍事碼頭保駕護航,城規會使出陰招,趁在十一假期前夕發電郵給近二萬名已經入紙反對修訂中環軍事用地的市民,要求他們在一週內回覆是否親身出席聆訊(死線是107日星期一),否則喪失發言權利。

這種有違常規的做法令人譁然,因為一般的回覆期是兩週,兼且因十一假期,很多人外遊未返,有人因電郵被spam而收不到消息,有人未及打開電郵,有人無法在指定聆訊日期請假出席。這正好符合發展局長陳茂波的如意算盤:若果出席人數少,城規會便可以當二萬個反對聲音「無到」,操控城規程序,把少數能夠出席會議的市民打發掉之後,按慣例閉門通過修訂,然後由梁振英向解放軍邀功,將中環海濱交給駐港部隊管理,從此這片土地再非受香港法律管轄的公共空間,即使解放軍真開放部份時段讓市民及遊客進入,也須受駐軍法鉗制,喪失所有集會自由、表達自由等公民權利。

但今次聆訊絕不止於拯救中環海濱,若果梁班子今次成功闖關,往後城規會審議發展郊野公園、東北新界、洪水橋新市鎮、九龍塘前李惠利書院地皮或遍佈全港見縫插針式的房屋用地規劃,都可以肆無忌憚,無論多少人反對都當民意無到。

難道公民社會就此跪低,讓梁班子向解放軍邀功?

此時此刻,正是運用創意捍衛公民權利的最好時機。不能出席城規聆訊的市民,可以自拍一段短片講述反對軍事用地的理用,也可以請貓狗寵物出鏡,也可以替家人朋友做一段錄音訪問,也可以搞一套文字幻燈,然後上傳給中環海濱關注組 (www.savecentral.hk),授權他們代為出席城規會播放

但切記檢查你的電郵信箱,在107日星期一午夜前回覆城規會,先通知他們你會親身出席會議,因為你可以稍後才告訴城規會誰是你的授權代表,找不到朋友代為出席的市民,可以請中環海濱關注組代勞。只要你在10月底前上傳錄像或錄音檔案給關注組,便會收到授權代表的資料,給你通知城規會。

除了已入紙反對的朋友,中環海濱關注組更歡迎全港市民自拍創意錄象,表達「反對軍事用地、守護中環海濱」的決心,關注組會拿到城規會聆訊上播放,讓委員和官員聽清楚香港人的心聲,詳情可於下週到關注組網站www.savecentral.hk

大家緊記提醒身邊的朋友,不要因為錯過107日死線而喪失權利。否則梁振英和陳茂波,大可在今晚慶功,預祝完成中央註軍擴大中環「版圖」的任務。



[2013107]


 

勿讓陳茂波今晚向解放軍預祝勝利



勿讓陳茂波今晚向解放軍預祝勝利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梁振英政府去年底偷步興建中環軍事碼頭,今年二月刊憲修訂中區規劃大綱圖,乾脆將三萬多平方呎中環海濱休憩用地改劃為軍事用地,至今已有近二萬名市民向城規會提出反對。發展局長陳茂波不但沒有順應民意撤回修訂,更於上週一通知已遞交意見的市民,要求所有人在今天回覆是否出席城規會於114日起展開的聆訊,否則便喪失申訴的權利。

陳茂波的如意算盤很簡單:只要市民沒有打開電郵,或忘記在今天限期前回覆,或無法請假在指定日期到城規會,政府便可以一如既往操控城規程序,把少數能夠出席會議的市民打發掉之後,閉門通過修訂,然後向解放軍邀功,正式將中環海濱交給駐港部隊管理,從此市民再踏足這片土地,便受駐軍法鉗制,動彈不得。

一直以來,城規會由政府操控,主席一職由發展局常務秘書長把持,
29名非官方委員全部由特首委任,還加上7名官員。梁振英曾高調批評反對修訂的香港人「不顧歷史」,陳茂波更在網誌向關注團體高呼「豈有此理」,大家能相信城規會可以忤逆長官意志,舉行公正聆訊嗎?

為今之計,要令政府懸崖勒馬,只得一途:收到通知的市民,趕緊在今晚午夜前回覆城規會出席聆訊。即使預計屆時難以請假,也先回覆親身出席,再在稍後委託授權代表,或自拍創意短片,交由中環海濱關注組代向城規會陳情
(詳情可到網站
www.savecentral.hk)

設若有3000名市民出席聆訊,平均每人發言1030分鐘,便需用上125天,由今年11月起直至明年中,屆時陳茂波再無法裝睡,非正面回應市民訴求不可。這種接力發言的方式並非「拉布」,而是由公民行使城規條例賦予的權利,亦不妨礙城規會處理其他議程。

早於1991年,政府已經完成顧問報告,指出城規制度千瘡百孔:欠公眾參與、欠透明度、欠獨立性、欠執行力、欠補償機制,必須從速改革。但政府一直拖延,要把改革分三輪進行,到了2003年才做了小修小補的第一輪修訂。當時政府答應了2004年對城規條例作第二輪修訂,增加城規會獨立性和改變委員任命方式,誰知由孫明揚拖至林鄭月娥再拖至陳茂波,至今無影無蹤。

城規制度由政府操控,是香港城市發展陷入種種矛盾的根源。例如市民要求保育郊野公園,但城規會最近不顧民意,在批准西貢規劃大綱圖增加丁屋用地和批准山頂盧吉道改建酒店的兩宗事件上,已經牽起了破壞郊野公園的惡例。若果陳茂波在今次聆訊成功闖關,往後城規會審議九龍塘前李惠利書院地皮、東北新界發展、或遍佈全港見縫插針式的房屋用地規劃,都可以遇神殺神,遇佛殺佛。

所以今次行動的意義,遠不止於拯救中環海濱,而是關乎民主規劃的一場硬仗,考驗公民社會的自發能量。

但此時此刻的陳茂波可能正暗自慶祝,因為大多數市民在短短幾天國慶假期,根本來不及回應,只要城規會收不到回覆,他便大功告成。駐港解放軍能否開香檳進駐中環海濱,今晚午時便有分曉。





[原刊於《蘋果日報》, 2013107]


硬往臉上貼金的失敗主義者



硬往臉上貼金的失敗主義者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上週六下午跑到光華文化中心聽台灣文化企業家詹宏志的演講,他最近說公務員是「很有禮貌的失敗主義者」,在台灣引起不少迴響,演講主持梁文道也說心有同感。晚上回家看到扶貧高峯會的新聞,令人目瞪口呆,整晚睡不安寧。



特首梁振英於高峰會上形容制訂貧窮線是「破天荒」,處處暗示這是本屆政府有別於前朝的創舉,市民應該感恩。但梁振英旋即表示「滅貧是不可能,財富差異永遠不可消滅」,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更多番強調「貧窮線非扶貧線」,拒絕設定減貧目標,更聲稱不會以此作為提供補助的指標。



若果同一個扶貧高峯會放在一個民主社會,當政府發現社會上每五人便有一人跌落在貧窮線之下,每三名長者便有一名在貧窮中掙扎,高峯會主題必然是 War on Poverty,「向貧窮宣戰」。但昨天的主調剛好相反,特區政府的第一第二把手,用不同的語言偽術包裝,叫市民不要有滅貧的期望,不要用貧窮率來量度梁班子的政績,更向商界保證無意縮減貧富差距,不搞福利社會。更有甚者,有少數扶貧委員會的學者委員竟然沒有指正梁、林兩位立論的謬誤,反而挺身附和政府論調,實在令人唏噓。



政府謬論的核心是刻意混淆了兩個統計學基本概念:平均數
(average)
與中位數 (median)。貧窮線是全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與平均數無關,所以滅貧不等於削富。



為了方便理解,設想全社會只有五個家庭,收入分别是24510100元;中位數是按收入高低排在中間,即排第三的家庭,所以是5元。貧窮線是中位數的一半,所以是2.5元,五個家庭有一個在貧窮線之下,所以貧窮率是20%。要消滅貧窮,只需把入息最低只有2元收入的家庭變成2.5元,這個社會便沒有人活在貧窮線下。政府毋須改變社會上其他人的收入,更毋須令收入10元或100元的富戶減收一分一毫,中位數依然是5(收入排第三的家庭),貧窮線依然是2.5元,但從此貧窮率便從20%跌至零,滅貧大功告成。



今次政府報告中最令人詫異的數字不是香港有131萬名窮人 (因為大家早已公認香港是全球貧富懸殊最厲害的發達城市) ,而是貧窮住戶距離貧窮線的收入總差距,只有每年148億元。換句話說,如果政府把錢用得其所,每年只需拿出148億元,便可以將所有窮人拉往貧窮線之上。這實在是一個天大喜訊,因為光是過去兩年的政府財政盈餘,便已近1400億元,所以滅貧資源充裕得很,只在乎梁班子的一念之差。



搞清上述的統計概念,便明白梁振英如何信口雌黃:滅貧不僅可能,更在政府能力範圍之內;滅貧之後貧富差距會縮窄,但入息中位數以上的中產或富戶的收入可以繼續增加而不影響貧窮線。社會上從沒有人要求消滅「財富差異」或建設削減工作誘因的「福利社會」,梁振英以此作為不能滅貧的藉口,直把香港人當傻瓜。特區兩位最高把手在扶貧高峯會上推銷這些不合邏輯的論調,實在令香港淪為國際笑柄。



政府如何能最有效地運用148億元,甚或因政策漏洞而需更多資源才能滅貧,都可以從詳計議,但絕非抹殺滅貧願景的藉口。梁振英和林鄭月娥又要威又要戴頭盔,十足是往自己臉上貼金的失敗主義者。



 



[原刊於《明報》, 2013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