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需要怎樣的香港大學？

港人需要怎樣的香港大學？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香港大學任命新校長，一石擊起千重浪，引發了華洋之辯、左右之爭、以至本土與中國之對立。各項評論百花齊放未嘗不是好事，但若因人廢言，或因某些成見而越扯越遠，難免浪費了一次足令香港大學各方持份者自省求變的大好機會。無論是對獨立學府又愛又恨的當權者，赤子之心的莘莘學子、切身利益尤關的教授、愛之深恨之切的校友、無私捐獻或心有所繫的工商巨賈、以至花錢最多卻聲音最弱的社會大眾，都是名正言順的大學持份者。

歸根結柢，在今天的歷史時空，香港人究竟想要怎樣的香港大學？搞不清目標，便難以評價新校長是否合適。

相信沒有人質疑，為香港大學訂立目標須從香港社會的需要出發，即使一百零二年前總督盧吉建立香港大學（今天引發「全球拯救港島徑運動」的住宅改建酒店項目即位於以他命名的山頂盧吉道），明言這是一所位於香港「為中國而立」的高等學府，也離不開香港自身利益的因素。因為替中國培養更多現代化所需的人才，也就是培養當時有利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大環境。這自利的考慮並不貶損「為中國而立」的高尚情操，正如我們今天關心中國民主進程，不會因香港人同時爭取本土民主而顯得自私功利。反之亦然，強調本土利益不等同放棄「為中國而立」的目標。

大學不能抽離社會現實

在網頁上可以找到香港大學的抱負如下：「香港大學躋立國際優等學府之首列，標領亞洲，懷抱中華，曠眼世界。教學科研，是必竭心悉力，交流廣益。期勉于精上求精，開新啟昧，薈萃天下英才，教以成美，樹人淑世，明德新民，止於至善。」這段文字經過無數教授學者推敲，理應無懈可擊。

研精學術，傳授知識，固然是大學的本業。但捨此以外，正如今天一家企業發表涵蓋環境和社會影響的可持續發表報告，務必要披露「實質性」（materiality）影響，即在當今之世，大學影響持份者，和持份者影響大學的重大課題是什麼，切忌泛泛而談或捨本逐末。循此思考，大學的定位便不能只看學術成就、或只談國際排名而抽離社會現實的需要。

有異於百年前由外來統治者掌控的殖民城市，香港社會今天最大的憂慮是迷失自我：核心價值淪喪、政治體制脫軌、城市發展失控、貧富兩極對立，導致林林種種的社會矛盾，從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持續下降可見一斑。社會大眾咸認為大學可以發揮影響力，以學術之尊匡時濟世，這種期望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更加殷切。

香港大學有沒有辜負社會期望？要找出答案並不容易，但以香港大學現有近一萬名教職員和三萬名學生，還未計十多萬名校友，要做得更好的機會隨手可拾，試看下面的三個例子。

港大副教授戴耀廷發起的「和平佔中」運動，儘管個別師生對公民抗命的意見大可不同，但必須承認這運動指涉的課題，即普選落空引發的政制困局，正是全社會不得不面對的危機。「和平佔中」的課題放諸政治學可以論公義，經濟學可以論得失，歷史學可以論功過，為何香港大學內表態議論的教授寥寥可數？

逃避社會議題但求明哲保身

大學內盡皆公共知識分子，不少人卻對社會敏感議題避之則吉，連帶傳媒朋友要找敢於暢所欲言的時事評論者也經常碰壁，這種識時務者明哲保身的取態，正是腐蝕核心價值的毒瘤。港大應是社會上割除毒瘤的最安全手術室，但它的效率如何，有目共睹。

特區政府邀請港大校長徐立之出任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多年，本來可持續發展涉及跨代公義、氣候變化等全球議題，由獨具國際視野的學者帶領社會討論探索，是最合適不過的安排。例如曾出任世界銀行和英國政府顧問，以研究氣候變化經濟學著名的斯特恩勳爵（Lord Nicholas Stern），便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教授，對於英國政府制訂的減碳策略有莫大影響。徐校長不是經濟學家，不宜深責，但他領導的大學內專才無數，為何沒有對這方面的公共政策獨領風騷，值得深思。

本土議題在大學抬不起頭

事實上，不少教授時有微言：大學追求國際排名的代價，是犧牲了關乎本土議題的專門研究（因為國際學術期刊對此少感興趣），更削弱了不少學者廣泛參與公共事務的熱誠，因為加入政府委員會尚可獲得某些受權貴嘉許的無形報酬，但支援民間社群便要放棄學術研究的機會而得不到與心力付出相對稱的評核，這損失對於年輕學者，尤其難以承受。此時此刻，香港要走出困局，正須壯大公民社會，大學的取態是否與社會需要背道而馳？

港大以深圳醫院先行，直接建立據點衝擊內地體制，是一項未完成的試驗。一旦對權力與學術之間的定位拿不準，類似前年八‧一八事件對大學的傷害會以倍數增加。往正面看，若果大學管理層能以學術殿堂的尊嚴頂住集權政治的干預基因，港大深圳醫院有望從最不起眼的透明打包收費與倡導廉潔風氣開始，變成內地醫療改革的起步點，將來受益的內地居民何止以千萬計。果真如此，這試驗不只是履行港大使命，更可印證香港體制的優越性。

要國際視野還是自保專才？

由此觀之，港大挑選新校長離不開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一具國際視野，同時深諳港大「為中國而立」的歷史使命的人文學者，讓港大在香港發展和中國變革史上留下更深刻的足。中策是一學術有成，能為港大力爭國際排名而不落後於人的學者，卻可能與家國社群日漸疏離。下策是一八面玲瓏，為求自保而緊隨建制，但能確保大學資源不減的行政專才。

即使上述排序可能是多數香港人的共識（至少是筆者認識的港大校友的共識），但社會的期望不等同當權者的喜好，梁振英政府的選擇可能顛倒過來，眾人的下策反是他的上策，因為對建制挑戰最少，安全系數最高。

新校長馬斐森教授屬於哪一個層次，相信遴選委員會心中有數；不少校友懷念回歸前離任的歷史學者王賡武教授，一切盡在不言中。

大學由無數持份者組成，由最核心的校長、校董會到外圍的校友、捐贈人，都對港大的未來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知識傳授是教職員的份內事，但價值傳承可以由所有人身體力行。孫中山在一九二三年的演講中說：「我有如遊子歸家，因為香港與香港大學乃我知識之誕生地」。培育傑出人才顯然不在於一位校長，與其多花時間爭論新校長的優劣，不如多為百年前一直耕耘下來的土壤澆水施肥，或許會結出超乎我們今天想像的果實。

有別於港大創立之初，今天香港是一國兩制下的其中一制，所以介入香港即等同介入中國，「和平佔中」如是，可持續發展策略也如是。港大人必須頭腦清醒：我們與至今仍然拒絕普世價值的中央政權之間沒有緩衝，這項現實不會因為來了一位外籍校長而有絲毫改變。

 [原刊於《明報》, 2013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