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專業聯盟支持由天水圍居民在2007年11月25日主辦的"衝開圍城.踏出新天"行動，我代表公共專業聯盟，以各成員之專業知識，建議完善天水圍之規劃方法。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supports the people in Tin Shui Wai. On 25 November 2007, members of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and I pledged to encompass our expertise to facilitate a better urban planning in Tin Shui Wai.
(原載於 信報 2007-10-16 第21頁)
「脫胎換骨」-這是政府高層在上周施政報告發表前對曾特首的期許。弔詭的是，曾特首在上周三立法會議事堂內宣布要打造「新香港人」，似乎並未有讓他「脫胎換骨」，但是在兩天後電台錄音室發表的「民主變文革論」，卻顯然讓市民對他「另眼相看」。 今年的施政報告勾勒了未來五年特區政府的施政大計。「三個堅持」、「十大建設」、「進步發展觀」和「香港新方向」都是曾特首希望港人銘記於心，甚至讓他名垂青史的宏願。
曾特首的「進步發展觀」表面上處處有胡錦濤主席上任以來推行的「科學發展觀」的影子，但一落實到政策建議，卻又大相逕庭。他強調以基建帶動經濟發展，以活化帶動社區發展，和以助人自助理念推動社會和諧。曾特首的第一個堅持是「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否則「其他一切願景都只是空談」。顯然在他的心目中，一切環保、保育、扶貧、公義的目標都與經濟發展都有先後與主次之分。
先看施政報告中的重頭戲十大建設。十大建設是「五虛五實」—只有五個項目在曾特首任內有具體動工的時間表，其他五個會否落實已非他所能左右。這些項目離不開修橋築路，土地開發，卻沒有包括一些市民熱切期望，有利環境改善的項目，例如討論了十八年的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乙的生物處理設施。很多社區迫切需要、有助減低貧富不均的基建，例如東涌醫院、天水圍的全日托兒中心和觀塘的表演劇院也不在優先之列。
與其在十大建設中包含遙遙無期的五虛項目，何不替換上這些有利環保、有助扶貧的建設，使拼湊而成的十大建設成為「十大可持續建設」，加快上馬，糅合經濟增長、環保與公義的目標。
施政理念兩大盲點
只要拋開口號、仔細檢視報告內具體承諾的行動，不難察覺到特首施政理念的兩大盲點。
第一個盲點是混淆「發展」與「開發」兩個概念。
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提高人民生活質素，可以用國際公認的指標量度。例如，五年後香港人均工資能否提高？一百三十萬的貧窮人口能否減半？每年一千六百人死於空氣污染的數字會否下降？香港在「可宜居城市」的排名現是第四十一位，可否跳升十位？
但開發是粗放型、不計較效益的投資。開發不但不計算社會和環境效益，對經濟效益亦只會含糊其詞，但求在投資過程中有人上下獲利。香港近年落成的基建的使用率全部大幅低於預期 - 從西鐵到西部通道，從落馬洲支線到機場博覽中心 - 這並不表示這些建設一定沒有長遠效益，但這是一個重要的警號，提醒官員注意：香港已趨成熟的經濟體系對於硬件基建的需求正在轉型。
政府角色大幅墮後
十大建設究竟是開發還是發展？對可持續發展指標有多大效益？還有待政府向公眾詳細交代，不能以長官意志未審先判。
施政報告的第二個盲點是政府角色大幅墜後，未能與時並進。
儘管曾特首開始強調企業社會責任，但他始終將立法視為洪水猛獸、迫不得已的手段，而非推動發展的工具。在全球化的格局下，企業的影響力日益膨脹，政府不能不更積極以法律手段處理市場失效的問題。無論在環保、能源、勞工和滅貧議題上，政府均不能坐視，任由市場失衡而加深社會矛盾，這是國際社會推行可持續發展的共識。
例如、加州的前瞻性立法推動了企業開發新技術，生產低排放汽車；歐盟的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促進了節能材料的開發。英國和愛爾蘭政府深明單靠增加就業機會不能解決在職貧窮的問題，所以在過去幾年分別推出最低工資法案。
環保局開始就廢物管理、電力公司減排和建築物能源效益進行立法，是走對了積極的一步。特區政府會否視此為改變角色的起點，以同樣積極的態度加速公平競爭和最低工資的立法？
曾特首在施政報告內沒有忘記引述胡錦濤主席的訓話。胡主席的科學發展觀，可能源於他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不僅看到車水馬龍的繁盛，更因看不透天安門廣場的煙霧而體會到環境質素不但影響奧運，更威脅國運。
但願曾特首不會是一位迷失在北京舊胡同的遊客，口裏嚷着要找出新方向，卻未醒覺手裏拿著的地圖早已過期。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
(原文刊載於2007年10月 經濟一週)
在過去數周，市區重建局接連宣佈了兩個大型的重建計劃。一個是中環卑利街及嘉咸街一帶的三十七幢戰前舊樓；另一個是俗稱「波鞋街」的旺角洗衣街重建項目。
坊間爭議最激烈的是重建帶來的利益分配：究竟樓上住宅的居民是否能盡快得到搬遷賠償？樓下商戶互是否能夠得到繼續經營或重建後原址經營？這些爭議自然重要，但我們似乎陷入了只見樹木不見林的現象：究竟為誰重建？為何重建？如何重建才能帶來最大的整體社會效益？
在歐洲，近年來興起了一個新的城市改革運動，統稱之為「可持續社區」運動。這個運動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市民樂於安居、商界樂於投資、並讓年青人充滿發展機會的社區。
可持續社區的定義可分為八個範疇：良好管冶、交通發達、優質服務、關顧環境、公平共享、蓬勃經濟、優質建築、和本土文化特色。
超過三十個歐洲國家的專家去年底召開會議，研究在全球化格局下對城市發展帶來的新挑戰-人口變化、資金流動、勞動力遷移等種種現象使城市發展的規律更難捉摸。為了推動可持續社區便需要為各個層面的市民、專業人士和政府官員裝備新技術和新知識。
回頭看香港，市區重建局聲稱採用四大業務策略（4Rs），即重建發展、樓宇復修、文物保育及舊區活化，全面引發市區更新的潛力。可是市建局從沒有具體說明採用這些策略希望達致的政策目標，與國際潮流所推崇的可持續社區是否吻合？
只有策略、沒有目標的重建計劃，究竟會得出什麼結果？
當然、對市建局來說，一個不言而喻的內部目標是財政穩健、減低風險，所以為每個重建項目發掘「經濟潛力」便變成了一股龐大的推動力。既然建設可持續社區的政策目標既非用以量度業務成敗的指標，市建局便難免日漸荒腔走板，變成一頭跑進瓷器店的蠻牛。
市建局「挖潛」的技倆是圈定一個大範圍重建區，把原有舊樓宇中間的街巷和公共空間也計算入地盤面積，然後用盡地積比率。結果建成的龐然巨物，使舊區小街小巷，充滿生氣的風格蕩然無存。
就以波鞋街和卑利街項目為例，不少專家指出市建局應該主動提出樓宇復修和更新活化的方案，而非一味向居民商戶推銷拆卸重建的選項。事實上、只要設計得宜，更新活化同樣可以滿足部分居民獲得搬遷賠償的願望。市建局斥資收購舊樓，既可以拆卸重建，亦可以復修後再出租轉讓，但後者卻有更大機會保留原區特色和文化價值，以及強化原有的社區網絡。
按照現在的發展邏輯，我們只會見到更多千遍一律的朗豪坊、中環中心和帝后華庭。蘭桂坊、史丹頓街、喜帖街、太原街這一類興旺蓬勃、有本土特色的舊街道便不可能在重建區內出現。這是我們樂見的社區、符合公平共享的原則嗎？
看來，是時候為蠻牛套上枷鎖，使之變成默默耕耘的耕牛，為建設可持續社區盡心盡力。
(原文07年10月1日 刊於信報「專業眼」)
在過去兩周，這個城市添了兩道疤痕。一道是在光天化日下一座七十年歷史的中國文藝復興風格建築物公然被撕破的臉皮；另一道是在圍牆後那八十年歷史的佛門建築給靜靜拆骨的殘軀。前者發生在灣仔半山的景賢里，後者在昂坪山頂寶蓮寺。這是城市發展加快步伐時迫不得已的疤痕，還是好勝逞強、走入歪路時留下的創傷？ 自從特區政府在八年前起擁抱可持續發展為「區策」以來，誰能看得出城市發展的方向有什麼重大改變？
文物保育政策付諸闕如：今年初因天星事件而匆匆出台諮詢公眾的文件，還是三年前拿出來的老樣子，連封面也沒有翻新。因為居民到處反對屏風樓而忙於招架的規劃署，唯一向公眾交代的武器依舊未變：城市設計指引內的通風評估還是停留在自願性質階段，意思是發展商一如既往、毋須遵從。
可持續發展走對路嗎？
天星走了，皇后走了，屏風樓多了，藍天少了，在職貧窮人口十年內翻了近一番，去年庫房盈餘飆升至近六百億元：可持續發展走對路了嗎？
經過多年的推廣，大家對於可持續發展所倚賴的三條支柱：人（社會公義）、地球（環境質素）與繁榮（經濟活力），已經耳熟能詳。可是，港府網頁上從未提及的第四條支柱，卻偏偏是本城發展舉步維艱的原因。
從一九九二年巴西里約熱內盧的地球高峰會起，經過十五年的折騰，國際社會得到一個深刻的教訓：支撐可持續發展的第四條支柱，就是民主決策的體制。
任何發展決策均取決於價值判斷。關於「為誰發展？為何發展？」的核心問題，沒有社會大眾通過民主程序的授權，這些決策不但易受質疑，更難以鼓動民眾的熱情為未來的福祉而作出眼前的犧牲，要結合社會公義、環境質素和經濟繁榮的願景只會遙不可及。
建設第四條支柱有三重意義：其一、透過程序公義賦予公共決策廣泛的認受性；其二、促使所有影響發展和環境的決策能夠適時反映變遷中的社會價值；其三、鼓勵社會上不同意念的良性競爭，提升創意，從而在看似互相矛盾的政策目標中尋找出路。從正面看，只有第四條支柱才能建立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相信任，締造良好管治。
民主決策是第四支柱
第四條支柱的理論基礎，是可持續發展史上的里程碑《里約熱內盧宣言》中的「決策權從屬於下」的原則（Subsidiarity Principle）。正如歐洲很多實踐這項原則的市政府的經驗證明，將決策權交給最受決策影響的基層持份者才是最明智之舉。為了促使發展決策能夠公平、透明和讓持份者廣泛參與，最終的保證莫過於一套民主的憲政體制。
景賢里當眾遭毀容的鬧劇不僅揭示了官員拖延誤事，更暴露出一套長官意志至上、缺乏民主決策程序的機制，是如何與社會價值脫節。
或許寶蓮寺在深山之上的故事，可以給我們更深刻的教訓。沒有誰知道為什麼寺內最古老的佛門建築可以不須要提交文物評估給古諮會討論而獲得拆卸批准；更沒有誰知道這是否與寶蓮寺的住持正好是特首選舉委員會內雄據一方的委員有關。
一個缺乏民主授權的政府，難以容得下一套開放公眾參與的決策機制，因為民主決策的結果可能違背了這個政府的真正需要，令主事官員陷入兩難之局。什麼是這個政府的真正需要？這自然離不開它的權力來源的利益。對於一個並非由市民普選產生的政府來說，信任人民得冒上極大政治風險。
「參與樽頸」無法解開
可以預見，曾特首在下周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將會學懂更多的公民社會語言：「公眾參與」不僅是「公眾諮詢」，「夥伴關係」不是「由上而下」等等。可惜目前的政治現實是，所有公共政策的諮詢已經走到一個「參與樽頸」。參與的最終目的在乎影響決策：不管參與形式多新穎，參與人數多廣泛，一場又一場由官員主演「權在我手」的公眾參與遊戲始終會被報以噓聲。
皇后碼頭事件促使古物諮詢委員會召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公聽會，是古蹟保育史上最廣泛的一次公眾參與。可是參與的結果能夠打動委員們的良心，卻沒有動搖有關官員逆向行使「權在我手」的決心。這是「參與樽頸」的最佳示範。
皇后碼頭、景賢里和寶蓮寺等事件的意義遠超於保育與開發的爭議，這些疤痕正好活生生地說明了建立第四條支柱的迫切性。可持續發展的成敗正繫於此。
下次你在城中路過，發現另一道疤痕的時候，你可會想起無數人在默默構築的第四條支柱，還欠你的一雙手？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www.procommons.org.hk
(原載於 明報 2007-9-17 A31頁)
2007 年9 月14 日，是一個令人既喜且悲的日子。
事緣在2004 年初，文物價值足以媲美虎豹別墅的司徒拔道景賢里大宅招標出售，引起社會關注。為了表達市民對文物建築的愛護，長春社一方面致力與業主磋商，另一方面代表市民「一人一元」出價600萬元投標。最後業主擱置出售物業的計劃，並表示理解保育人士的關心。
上周一下午，何俊仁議員得悉景賢里異動的信息。至周二黃昏，民主黨與公民黨員發現景賢里瓦頂開始拆卸，連忙在周三下午召開現場記者會，並致函業主，屋宇署長及發展局長，聯同長春社一起要求暫停工程及將景賢里列為暫定古蹟。
上周五9 月14 日，林鄭月娥局長以古物事務監督的身分出席緊急召開的古物諮詢委員會會議，隨即宣布將景賢里列作暫定古蹟。
令人欣喜的是林鄭月娥局長的果斷行動，從接獲消息到作出決定，剛好是50 小時。令人悲哀的是景賢里在4 天內已經面目全非，一座博物館級數的中國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築變得傷痕累累。社會大眾輸掉了一座本來是完好無缺的文物建築，業權人亦要面對暫定古蹟所帶來的不確定風險。
更令人痛心的是，若果政府在2004 年6月，按照當時古物諮詢委員會的建議作出果斷的決定，整件事件可以成為一場公眾與業主雙贏的喜劇。景賢里或許可以步甘棠弟的後塵變成一座港人與遊客可以享用的古建築，彰顯香港中西文化結合的獨特歷史。業權人亦可以取得物業發展的補償及社會認可的回報。
究竟什麼是使「雙贏」變成「雙輸」的罪魁禍首？可以從文物政策與行政操作兩個層面尋求答案。
特區政府成立後，從民間團體以至政府內部的有識之士，均屢屢向特首進言，指出70 年代制訂的古物古蹟條例已經不合時宜，重新確立一套保育文物的機制刻不容緩。按照現行僵化的政策，一個擁有文物建築的私人業主，即使向政府伸出「友誼之手」，希望政府接管文物建築作為大眾文化遺產，亦只得吃上閉門羹。過往虎豹別墅與龍圃的經歷便足為證。景賢里的業主是否曾經此苦，才出此下策？
儘管文物政策粗疏過時，若有關官員在行政操作的層面能充分運用法例賦予的權力，景賢里亦理應可以逃過一劫。
官員疏忽職守？拖延誤事？
林鄭局長透露，去年底古蹟辦官員已經獲業主安排進入景賢里視察，究竟事後有沒有完成文物評估報告？完成報告後又為何不向古諮會匯報，亦不採取保護古蹟的行動，以至落得今天的局面？究竟是古蹟辦官員疏忽職守，還是有上級官員拖延誤事？一個在3 年前已經議決景賢里的價值，卻只能無聲無息地等待局長召開緊急會議的古諮會，是一個值得市民信賴的保育機制嗎？
文物保育政策千瘡百孔，景賢里的雙輸下場只是冰山一角。為數8800 棟的戰前樓宇，不少可以變成景賢里的翻版。只有重訂政策，改革古蹟辦、古諮會的體制，才是治本之策。林鄭局長在50 小時內展現的決斷力，能否在50 天內迸發出一份改革大計？
作者是長春社理事
(原載於 信報 2007-8-20 13頁)
本月十一日本港廠商利達公司的張姓合夥人在佛山工廠倉庫上吊身亡，肇因是該公司的一批玩具被指含鉛量超標而被美國 Mattel 公司勒令回收，以致所有產品被暫停出口，估計虧損達二點六億元人民幣。此事眾說紛紜。究竟港商是否因管理不善而走投無路？是因被賣顏料的老友害死？還是中美貿易戰下的犧牲品？
在港商自殺的同一周，智經研究中心在特首曾蔭權號召香港向一千萬人大都會目標進發後不足一個月，發表了一份「建構港深都會」的研究報告。港深兩地政府隨即舉行以「共建國際大都會」為主題的港深合作論壇，由署理行政長官唐英年公開呼籲深港融合，建設成擁有三千二百萬平方公里及二千萬人口，超倫（敦）趕紐（約）的國際都會。特區政府一直未有就 張 先生之死發表評論，究竟這是私事一樁，還是大趨勢下必然中的偶然？
可持續消費與生產模式
聯合國在一九九二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高峰會上，推行可持續消費與生產模式就被確認為全球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此後，可持續消費運動在全球，特別是工業化國家陸續開展。一九九八年聯合國制定了「保障全球消費者的可持續消費指引」，強調產品安全與及對社會、環境的責任。在二○○○年，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親自敦促大企業簽定「全球契約」（Global Compact），履行企業對勞工、環境、人權與反貪腐的責任。在消費者覺醒與國際社會的推動下，企業社會責任的呼聲透過全球商品生產的供應鏈，滲透到所有生產國的大小企業。
以歐盟為例，由於消費者對產品安全的關注，從今年 六月一日 起開始實施新的「歐洲化學品管制條例」，將消費者安全的責任推向入口商和生產商，只要任何產品涉及超過三萬種化學品中的任何一種，均需要逐步實行登記、驗證和監測的程序。歐洲入口商將責任層層往上推，許多在珠三洲進行加工出口的廠商均需面對新法例的影響。
由此可見，美國玩具商大幅回收超標產品的舉措，實在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利達公司的遭遇，自有其未為人知的因由，但從全球可持續消費意識上升，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日益高漲的大格局觀察，卻又豈屬偶然？
值得關心的是，既然大趨勢由來有自，聲稱要擔當「市場促進者」的特區政府，究竟扮演過什麼角色？港府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態度一向是放任自流，既未有制訂政策，亦從不鼓勵港商參加一些類如「全球契約」的國際協定。
為了適應新趨勢，歐美多國卻開始興起由商界、政府和公民團體（例如勞工組織和環保團體）共同組成多方持份者聯盟，以推動企業實踐社會責任，降低商業風險，提高公信力的新舉措。
而近年更冒起了「責任競爭力」（Responsible Competitiveness）的概念，正是確認了在新的全球化競爭中，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可以成為提升競爭力的有效手段。但在實施時需要掃除許多政策障礙，必須由當地政府提高管治水平，積極參與。例如，英國在一九九八年由國家國際發展部支持成立「良心貿易聯盟」（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現有近四十家企業（綜合營業額超過一千億英鎊）及二十一個非政府組織成員，為協助企業實踐社會責任出謀獻策，並制定新標準。
可持續消費與企業社會責任的潮流代表一種新價值的冒升：對環境的關顧、對社群的承擔是取得社會認可准予經營的「許可證」；凡事只講求滿足法例最低標準的年代已經過去。
對本地廠商來說，應付這些新挑戰有多種方法。下策是消極看待新價值的崛起，由個別廠商按照日益嚴峻的國際標準提升供應鏈的管理水平以符合買家要求；中策是積極面對新價值的挑戰，由廠商聯合一起與買家斡旋，爭取更寬鬆、公平的責任分配機制；上策是將新價值為我所用，由政府支持、聯同勞工組織與環保組織成立多方持份者聯盟，主動制定國際認可的生產標準，利用國際社會對香港法制與專業水平的信心創出新的香港品牌，提升整體的責任競爭力。
張 先生的不幸顯然發生在以下下策作為集體應變方案的大環境中。
為什麼香港政府和商界對這些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似乎無動於中？或許可以從「港深都會」的宏大構思中尋出端倪。
根據特區政府宣示的邏輯，以倫敦、紐約為座標，超英趕美是一個毋須驗證、不必懷疑的終極目標。當公眾還來不及反應，知識界還未開始討論的時侯，一夜之間，彷彿發展成過千萬人口的國際都會已經變成香港的宿命。
增長與發展負相關惡果
國家主席胡錦濤自上台以來，從二○○三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起一直推動一套「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總稱為「科學發展觀」。
根據去年十二月《光明日報》有關科學發展觀的論述：「傳統發展觀只是一種經濟發展觀，同時也是『物本主義』的發展觀。它以單純的經濟增長為價值目標，將社會發展歸之為經濟發展，將經濟發展歸之為經濟增長。然而，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必然使人們飽嘗『有增長無發展』甚至『增長與發展負相關』的惡果。而傳統發展觀的一個致命缺陷就在於，它關注如何發展得更快，而對於『為了什麼而發展』和『怎樣發展才是好的發展』這樣一個目的論、價值論問題並不關心。」
細看智經中心「建構港深都會」的研究，報告內唯一的量化模型分析是自認「結果有可能不精確、不完全」的經濟效益分析。按此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港深都會將會在二○二○年排名全球第三位，超越倫敦、僅次於紐約和東京，以此印證港深都會的優越性毌庸置疑。
這是不折不扣地將經濟增長掩蓋可持續發展的思維，應驗了胡主席科學發展觀指出的死穴。
對大部分港人來說，從親身經驗便可以回答為何發展、為誰發展的問題：改善居住環境、清新空氣、綠化社區、鄰里和睦、子女教育無憂、穩定就業、降低貧富差距、公平分享經濟成果、讓年輕人對前景充滿希望。這些實實在在提升生活質素的目標，「建構深港都會」能做到嗎？研究報告和特區政府都沒有提供答案。
香港「不宜居」
根據《經濟學人》的調查，全球最宜居城市的排名雙冠軍是溫哥華和墨爾本，香港排名第四十一位。港深都會能使香港變成更適合居住的城市嗎？一個以人為本的政府自會把這問題置於首位，可是特首似乎並不在意。
港商之死與港深都會的大開發思維暴露了同一套價值缺失：片面追求經濟增長、漠視以人為本的承擔、昧於世界潮流、欠缺全球視野。 張 先生的不幸難以挽回，但香港毋須重拾五十年代「大躍進」、「超英趕美」的思維來指導發展。建立文化自信，以自身的核心價值為座標，重新檢視為何發展、為誰發展的命題，是對香港公共管治的最大挑戰。公共專業聯盟主席
(原載於 明報 2007-7-9 A31頁)
黎廣德公共專業聯盟主席
曾特首委任邱騰華作為新環保局長，是新班子中資歷最淺的政務官。這位新局長並沒有制定環境政策的經驗或環保專業的背景。這些缺陷會否令環保局難以走出目前的困局？
香港市民對環境質素惡化的不滿正與日俱增，環境決策是一門倚重科學論證的系統工程：如何選擇合適的工藝技術？如何應用有效的政策工具？皆需要結合專業知識和政治勇氣，並不能單靠民意主導。
淨化海港計劃一拖18 年尚遙遙無期，政府倡議的12個公私營合作保育高生態價值地段項目一律無疾而終，花費千萬的輪胎回收計劃胎死腹中：決策失誤的風險無日無之。
廖秀東局長在任期內逐漸與環保團體疏遠，主因之一是她未能說服特首改變「環保投資是迫不得已的使費」這種落伍思維，以致多項決策「雷聲大、雨點小」，使支持者一再失望。因此新局長的首要考驗是說服特區班子不止在發展時「兼顧」環境，而是把「環保視作契機」，成為促進發展的火車頭。許仕仁在離任司長前夕發表「環保與搵食對立」的言論，令人對此不敢樂觀。其實特區班子不必作繭自縛，它大可以通過環保政策誘發創意，開創新機遇。例如：
‧歐盟新推出的建築物設計守則預計在2010 年節省所有建築物兩成用電量，大大減低溫室氣體排放。為何政府不推出強制性的建築物設計守則，既可以為市民減省電費，減低屏風效應，避免市區空氣質素惡化，更可刺激新技術的應用，創造就業？
‧本港的垃圾回收地區基建設施尚未符合現代化城市的管理要求，為何不投資改善，並以創新技術興建轉廢為能的發電設施，卻急於把部分清水灣郊野公園擴建作堆填區？
‧維港不再填海，發展已達極限。新填海區為何不採用低排放的交通系統，或興建連貫海濱的行人電動走道，減低路邊空氣污染，締造商機？
‧針對新界北區濫用農地堆放貨櫃及維修車場的污染問題，為何不投資興建集中的現代化貨櫃停泊維修中心，同步改善鄉郊土地的保育，並活化地區經濟？
邱局長要打開新局面，必須一方面尊重專業自主，不要以政治考慮壓抑專業人士的獨立分析。釋出善意的最佳方法，莫如重新任命專業職系官員為環保署長。另一方面，必須敢於採納環保和專業團體的多元化意見，改革諮詢機制，讓公眾真正參與環境決策。這些才是推動發展的務實措施。
曾特首設計了強勢的發展局推動基建，環保局有可能逐步變成橡皮圖章。例如開發邊境禁區，牽涉大規模填海的大嶼山發展計劃等，均未曾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更未考慮這種種大計加起來的累積影響。若這些特首親自督師的鴻圖大計被證明會加劇污染和破壞生態，新局長能否拿出政治勇氣把關？還是扭曲程序，避重就輕？走出困局，存乎一心，更在乎識見與胸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