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預算案的「發展」意識

(刊於 2008年 3月 3日《信報》專業眼)

「每次大家討論財政預算時都只談『派糖、減稅』，我們對未來的憂慮卻從來無人關心，這怎能引起我們的興趣?」上週財政司公佈預算前，我出席了一個電台節目，一位剛畢業的工程師這樣對我說。這位年青人語氣溫和，卻一語道破玄機：評價預算案的好壞不能只憑一時掌聲，必須細看它有多少前瞻性的發展意識。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預算案結語時強調要「勇於面對」眼前的現實和挑戰，「敢於希望」未來的理想和成就。在這些豪言壯語的背後，究竟曾司長是否已經認清挑戰，為所有香港人創造發展新機遇?

曾司長在預算案中列舉了兩項中長期挑戰：一是全球化及區內經濟冒起，二是人口老化。曾司長將全球化的挑戰解讀為經濟競爭和人才競爭，擔心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被削弱。這些憂慮固然有理，但曾司長既然把「社會承擔」作為他的「公共財政信念」，卻為甚麼沒有看到全球化對市民生活的切身影響：貧富兩極化和「M型社會」的趨勢?

全球化下的「M型社會」

香港的堅尼系數高達0.533，在國際上「名列前茅」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更令人憂慮的是向上的社會流動性減慢，就連不少年輕專業人士，也感受到工資偏低、工時過長、就業前景不穩之困，打擊了他們向上奮進的意志。預算案是否應該把日甚一日的「M型社會」挑戰列作發展議題?

長壽頤年是人類社會恆古以來追求的目標，人口平均壽命增長是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標」之一。但曾司長沒有為香港祝壽，他看到的「長壽圖」只是生產力下降，醫療、福利、社會保障費用大增。他提出的「可持續性」是指政府庫房在數十年後有多少錢，而非為社會辛勞一生的長者能否可持續地提高生活質素。

本來財政司審慎理財是天經地義的責任，但很不幸，這個公共理財的「可持續性」論述卻建基於兩項未經深入討論、未有社會共識的前設命題：

一、在全球化、人口高齡化和貧富兩極化的新格局下，甚麼才是切合社會發展需要的公共開支水平? 過去沿用公共開支不超過本地生產總值百份之二十的比例是否還適用於今天和將來?

二、甚麼才是政府財政儲備的合適水平? 政府現今的累積盈餘已大大超出上任財政司表示應該相等於十二個月政府開支的水平。何以超額盈餘不用之於民? 把盈餘積壓在庫房會否增加道德風險，使政府抵受不了特殊利益的誘惑而作出不顧效益的投資甚至輸送?

若果社會共識認同上述兩項參數可以有所鬆動，政府在收支兩方面都可以不必墨守成規，公共理財的「可持續性」便應該為提升市民生活質素而服務，而非硬繃繃地利用一套未能言之成理的「財政紀律」，犧牲市民的福祉。新任財政司竟然迴避上述兩個至關重要的課題，是今次預算案的一大敗筆。

讓市民的福祉「可持續」

另一項令人詫異的遺漏是預算案仍然漠視環境質素惡化的問題。事實上，在一項針對商界領袖的調查中，最多人認同把財政盈餘用於環境保護。就連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上月發表的報告，也對政府一而再的冷漠感到不耐煩，因此催促政府加大力度對付空氣污染，即使全面推行最進取的四十多項措施，亦只須在未來幾年投資約500億元。偏偏環保投資卻是今次預算案中著墨最少的一環，對於氣候變化的回應更是隻字未提。若果曾司長不是對市民的聲音患上「聽寫障礙症」，便應該細細品味胡錦濤主席鼓吹的「科學發展觀」的真義。

這些大趨勢的挑戰其實是環環相扣：經濟一體化-人才競爭-人口高齡化-貧富兩極化-環境劣質化。但只要理清為何發展、為誰發展的命題，種種挑戰都可以帶來新機遇。例如：「責任競爭力」─ 提升供應鏈的企業社會責任以建立香港品牌，制訂新界發展策略以促進地區就業，修訂政府採購政策以推動善待家庭措施和循環經濟，改善環境質素吸引人才，落實電子道路收費以減低路邊空氣污染，設立氣候變化基金以協助珠三角落實應變策略。凡此種種均需要創意與承擔，也是判定一個預算案是否具備發展意識的指標。

那位向我訴說苦惱的年青工程師表示，他可以接受公司引入外來人才，也願意努力不斷進修，但過長的工時、不穩定的合同制、政府因沒有發展遠見而拖延的工程，都打擊了他成家立業的信心。若財政司只關心數字上的增長與政治權宜的需要，卻無視數字背後的市民辛酸，一時的民望飇升又怎能掩蓋斷送發展機會的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