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式苛政是怎樣煉成的？

港式苛政是怎樣煉成的？

黎廣德 

「苛政猛於虎」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孔子路過泰山，見有婦人在墳前為亡夫亡兒號哭，因而告誡學生，暴政比老虎還可怕。想不到「苛政猛於虎」竟然在二千五百年後出現香港版，只不過因為披了一層現代文明的外衣，直至市民忽然發現電視台無得揀，創意工業被扼殺，才驚覺苛政已經殺到埋身。

苛政的本質是任意權力 (arbitrary power) ，即按照最高長官自訂的準則行事，毋須經過民意授權的機關同意。即使立法會由功能組別掌握否決權，也勉強有點民意基礎。但特區政府很多行政決定毋須經立法會審批，特別在廣播發牌、土地管理、城市規劃幾方面，都是滋生苛政的溫床。

其實行政長官倒行逆施的行政決定又豈止拒發電視牌照，從較早的數碼港批地和賤賣紅灣半島事件，到仍在發酵的解放軍碼頭規劃：政府將市民苦候十年的中環新海濱忽然改劃作軍事用地，便明白這些決策離不開特首的任意權力。

王維基問對了：「到底法律大、政策大、還是特首最大？」可惜現實既畸形亦殘酷：凡須行政决定的事項，特首最大。政策固然由特首制定，法律也只能確保程序公義，但程序公義阻止不了特首自以為是的決定，這就是香港。

王維基期望以司法覆核彰顯公義，未知是太浪漫還是太衝動。即使政府在程序操作上一時不慎讓香港電視勝訴，法院頂多是發還政府重新審議，屆時梁振英跟足程序改變遊戲規則，便可以替拒絕發牌的決定多披上一層法治外衣，這是他爭取的目標嗎？

行政主導變苛政當道

為何中央力撐的特區行政主導，逐漸演變成今天的苛政當道？這有賴三重圈套，共同維護文明理性的幻象，使香港人蒙在鼓裏。

其一是每項決策必有「一籃子理由」：政府無懼市民提出多少正當的道理，它可以堂而皇之照單全收，反正搓圓壓扁的能力在官員手上，理由越多越方便政府自說自話。正如今次審議免費電視牌照，香港電視縱有千百個理由，敵不過蘇錦樑一句「循序漸進」。

其二是每項決策都有「嚴謹程序」：為避免法律挑戰，這些程序例必包括公眾諮詢，而諮詢策略有兩種，不是快刀斬亂麻，便是與市民打消耗戰至大家麻木為止。只要諮詢後的取捨由官員或政府委任的委員負責，便可確保諮詢結果與長官喜好一致。以規劃程序為例，城規會主席由政府官員出任，委員由特首任命，撰寫文件的秘書處是政府部門，最後規劃圖須交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審批，正是由特首牢牢操控卻裝扮成客觀持平的典型架構。

其三是「黑箱決策」，無論是發牌、批地或通過規劃圖則，拿到行政會議或城規會時都是閉門決策，此舉不但方便個別成員逃避向公眾問責，更有利政府在傳媒中間製造「認真討論、嚴肅決定」的印象，掩蓋「一言堂」的本質。曾有傳媒揭發城規會會議即使法定人數不足依然照樣通過決定，究竟行政會議內的討論如何兒戲或荒謬，公眾都一無所知。

文明理性外衣   令市民重複上當

港式苛政的高明之處，是它可以令香港人在三個圈套中兜兜轉轉，跳不出五指山。

即使上週日十二萬市民遊行集會要求「還我公義」，主要訴求不自覺地變成「交代不發牌理由」。相信梁振英必定暗自偷笑，因為用語言偽術交代再交代，正是他的看家本領。大家似乎忘記了他如何交代僭建問題，陳茂波如何交代劏房和屯地問題。用擠牙膏方式把民意拖垮，梁班子駕輕就熟。去年反國教，大家會否要求梁振英交代洗腦理由？

港式苛政的副作用，是為了鞏固任意權力而把三重圈套越圍越密，所以「一籃子理由」越來越多，「嚴謹程序」越來越繁瑣，結果是效率更低，決策更慢，正是香港營商環境每况愈下的底因。

王維基和港視員工若想真要取得電視牌照而非曲線維穩，只得一個辦法，就是倚靠市民力量，用直接行動清楚對焦：「反對苛政、重新發牌」。香港人要走出「苛政猛於虎、電視無得揀」的悲情，必須用普選特首來剷除任意權力，逃避政治等於慢性自殺。港式苛政不是港式奶茶，毋須變成香港文化遺產。

[2013年10月24日]

「搵地難」勢掀政府誠信危機

「搵地難」勢掀政府誠信危機

梁振英政府近期頻頻為降低市民對房屋供應的期望而放風：早前要求體育界放棄啟德體育城不果、再由規劃署出面剔走九龍塘浸大擴展用地、繼為剝奪皇后山私立大學用地試水溫、勸喻地區人士犧牲小我接受增加密度和減少社區設施等等，務求製造「搵地難」的印象。梁振英在特首政綱中強調「香港不缺乏土地」，為什麼如今卻淪落至周圍搶地，不惜背棄對教育、環境、社區建設等政策目標的承諾？

「搵地難」是否假象，只消看看政府的數字：發展局在去年7月初公布的閒置住宅用地有2100公頃，其後經陳茂波局長連番修正，最終承認可供發展的政府閒置住宅用地為391公頃，但政府放在勾地表出售的土地只有36公頃，即使扣除未來5年預計興建7.8萬間公屋單位所需的土地約72公頃，尚有283公頃土地不知所終，佔閒置住宅用地七成之巨。

內部爭拗 擴大矛盾

為什麼梁班子會陷入「搵地難」的泥沼？看來只能用「三不」來解釋。

其一是公務員不賣帳：政府內真正掌握土地資料的官員都在地政和規劃部門，即使司局長大張旗鼓覓地建屋，只要這些官員堅持要跟足程序，任何一項交通、環境、規劃等技術研究未完成，都是封存土地的理由。局長有權凌駕部門決定甚至修改行政程序，但他先要熟悉程序兼有承擔政治後果的勇氣。今天的局長既外行亦弱勢，有條件這樣做嗎？

其二是各部門不協調：政府在推出土地前按慣例會先徵詢各部門意見，多數部門為了擴大版圖，都有預留土地、寧濫勿缺的習慣，反正圈地沒有成本，土地空置的社會代價毋須由官僚承擔，因此造成「臨時用途」土地隨處可見的怪現象。縱使梁班子有心扭轉惡習，但官僚為了證明過去圈地的決定正確，必然提出諸種辯解或要求，虛耗光陰自不待言。

其三是不下決心改革：過去政府的潛規則是「靚地」不能建公營房屋，必須高價賣給發展商；但因害怕推低樓價，只得遷就發展商的需求來決定拍賣數量和時間表，令很多空置地皮既不賣亦不用。只消看看陳茂波公布的本季賣地計劃，僅從勾地表的32幅住宅用地中取出6幅招標，令全年供應量連港鐵項目才只有1.5萬個單位，遠低於政府當初承諾2萬個單位的指標，便明白梁振英政府根本無意改變由地產商主導土地供應的利益格局。

放風搶地 轉移視線

明乎此，「搵地難」是假象，管治力弱才是真相，但為了掩蓋假象，部分梁班子成員不惜踐踏其他既定的政策目標。例如，梁振英政綱中列明「研究成立優質的私立大學，發揮香港作為區域教育樞紐的角色」。皇后山興建私立大學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已於去年3月諮詢北區區議會，獲得一致贊成，原定在2012年底撥地開工，若果為了更改用途而重新修訂圖則，或故意加入苛刻條件而使計劃流產，只會使地皮再丟空幾年，更令積極籌款發展私立大學的耶穌會和蘇格蘭阿巴丁大學等機構卻步，重挫香港發展成為地區教育樞紐的目標，梁振英的政綱豈不再次落空？

今天發展局的急務不是隨意放風、到處搶地，而是盡用已經劃作住宅用途、毋須更改規劃大綱圖的政府土地。光是這283公頃的地皮已足夠興建17萬個平均600平方呎的住宅單位。若加上160公頃港鐵上蓋和劃作「未決定用途」及「綜合發展區」的土地，還可多興建14萬個單位。

誠信危機 禍延政府

梁班子真正的心魔可能是「八萬五恐懼症」：害怕樓市一旦下滑便須承擔政治責任，所以至今不敢增加土地供應量，變相向地產霸權低頭。地產商看準梁班子的弱點，把樓市操弄於股掌之上，令梁振英解決房屋問題和促進經濟多元化的承諾隨時變成空話。

梁振英因僭建而講大話是個人誠信問題，但為了掩蓋土地政策的矛盾而違背政府對房屋、教育、環境、規劃和經濟政策的承諾，便會演變為特區政府的誠信危機。要解決急不容緩的樓價過高和住房不足問題，拓地遠景是虛，年度賣地和建屋指標才是實，梁振英會否在施政報告中捨近圖遠、以虛掩實？大家千萬不要上當。

[刊於《明報》2013年1月10 日]

失信於民何以善後

失信於民何以善後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這本來是孔子告誡統治者，一旦失去人民信任，政權必快垮台的道理。可是這條戒律未必放諸四海而皆準，因為古今中外，獨裁政府憑藉威權與打壓，往往可以苟延殘喘相當時日，今天的北韓正是一例。

這條戒律放諸特區是否適合，並不取決於各黨派的主觀意願，反而需要客觀分析：一個沒有誠信的特首，是否真會令特區政府這部十幾萬人操作的機器失靈，以至最終無法轉動？

梁振英心裏明白，他因為沒有民主普選的授權，所以必須在議會外直接取得民意支持，才能有效管治。因此梁班子的頭號任務是「落區聆聽民意」，在宣誓就任後第二天便馬不停蹄，分批跑遍港九新界。

這項策略並不新鮮，撇開「做騷」的副作用，其實是曾蔭權就任初期強調的「公眾參與」的翻版，旨在讓公眾參與制定政策和增加認受性。「公眾參與」的基
礎源自
「可持續發展」理論【註】，但成功與否取決於兩項要素：一是包容，即各方持份者可以公平參與；二是信任，即參與者須相信自己的意見能夠影響政府决策。

諮詢失靈用人唯親

經歷了今年七一40 萬人遊行的震撼，特區官員已視「包容」為畏途。只須稍為了解梁班子過去兩周的落區安排，主辦單位如何千方百計防止異見人士入場，便明白「公平參與」已不可行，而對大部分無法參與的市民，更無從「信任」政府會接納自己的意見。

即使個別局長真有虛心聆聽的良好意願，在特首誠信被廣泛質疑的格局下，根本無法建立有意義的公眾參與機制，政府防民之心愈重，市民敵意愈大，勢成惡性循環。簡而言之， 「諮詢失靈」是難以彌補的客觀事實。

梁班子為了充撑場面，自必會擴大諮詢架構，一如剛開始籌備的扶貧委員會和人口政策委員會，諸位局長的各類諮詢組織也不會例外。

以現時格局看，一是甘心襄助梁班子的有識之士難求（從司局長人選已可見一斑）；二是問責官員講求安全系數，害怕有委員不賣賬而令諮詢架構失控（上月
古諮會為
政府山評級便是一例）；三是胡錦濤主席已明言要「培育年青政治人才」，故此現屆政府委任只紅不專的建制人士將會比上屆更多。最終結果是用人唯親，諮詢組織
若非政治花瓶，亦只會助長官員偏聽。

眼見時局凶險，稍有頭腦的問責官員都會設法自保：不二法門是蕭規曹隨，少做少錯，或找一些雷聲大、雨點小的政策讓全社會忙亂一番（例如寧願登記村屋僭建物也不執法制止丁權抄賣；寧推停車熄匙也不取締墨魚巴士），便於營造勇於任事的印象。

如此一來，梁振英「穩中求變」的政綱無貨可交，卻須不斷落區刺激民粹，以圖維持民望。期望愈高、失望愈大，形成一個累積民怨的循環。

到此一步，原本已裂痕重重的建制派有多少還願意綑綁上陣，甘冒壯烈犧牲之險？

即使在今天，三位司長中已有兩位開始婉委地跟梁振英劃清界線：林鄭月娥暗示不會與缺乏誠信的人共事，曾俊華明言特首委任副財政司長與他無關。

官員自保建制跳船司局長尚且如此，其他行政會議成員、建制派議員和商界支持者，對董建華在50萬人上街後十八個月落台的歷史記憶猶新，更明白胡錦濤
在年底的中共十八大便會下 台，梁振英在中央的靠山可能不保。建制派心中難道沒有及時跳船的心理準備？這種跳船心態會否加速了「自我實現的預言」？

更有甚者，梁班子愈不穩， 「尋租」活動愈烈：願意繼續支持政府的既得利益者必然開出更高條件（鄉議局的取態是典型例子，大財團在幕後的開價則無從得知），結果公共政策被特殊利益騎劫，受害的自然是普羅大眾。

事至如今，所謂「要求特首詳細交代僭建問題」，只是建制中人過時的客套語言。根據已經公開的證據，即使行內的專業人士，也無法想像梁振英如何能圓謊。

單看一例：梁宅的發展商公開證實在賣樓前已僭建地庫和大閘，又故意在買賣合同上加入「即使有違法構築物也不得毀約」條款。梁振英親筆簽署合同，疑似
把謊言隱 藏了12 年。再加上梁辦聲稱興建木花棚的時序與照片不符，剛?諾讓記者拍照便迅速拆掉玻璃棚等等，梁振英已走入自己鋪設的死胡同。

四環相扣舉步維艱

諮詢失靈、用人唯親、官員自保、建制跳船──四環相扣的惡性循環，源於特首失信於民，隨着司局長的醜聞發酵，只會愈演愈烈。如何為失信於民的特首善後？從特區的利益考慮（而非中央或西環的面子），可以有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由梁振英以懇求港人寬恕的態度，坦承犯行，然後把是否留任特首的決定，交由市民公決。中策是梁振英在交代真相之後，公開表示自願跟隨立法會的表決來決定去留，然後由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信任特首動議」，能通過便留任，被否決便請辭。

無論是上、中兩策，若果市民在了解真相後同意他留任，或立法會有足夠的黨派願意把政治資本押注在他身上，梁班子便有望斬斷惡性循環的枷鎖，勉力向前。

當然，若果梁振英判定自己在上、中策的方案均無法過關，他唯有提早請辭。

最不光彩的下策是梁振英以「語言偽術」硬闖，藉中聯辦發動建制派為他護航，讓譴責動議和司法程序虛耗社會精力，同時大張旗鼓地推行民粹主張，浪費資源，把特區拖入四環相扣的死胡同。

從七一遊行所見，累積多年的社會矛盾日益激烈。無論政見如何，大家都希望改善民生的政策，能愈快實施愈好。

可惜好夢難圓，40 萬人的汗水是實實在在的憤怨，管治衰敗的惡性循環一旦形成，便非個人意志能夠轉移。與其把香港作賭注，倒不如忍痛止血。

朱熹演繹孔子的戒律： 「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不失信於我也。」特首梁振英能否在這關鍵時刻，不讓黨性掩蓋人性，作出常人應做的抉擇？

註：見1992 年聯合國地球峰會簽訂的《里約宣言》第十條

[原刊於《信報》2012年7月9 日]

測量師與熱汽球

有一個人駕駛熱汽球，發覺自己迷失方向。他降低高度，看見地面有人經過，馬上向他大喊﹕「喂，我答應了朋友約會，已經遲到半小時，但現今不知身在何處。你可以幫忙嗎？」

地面上的男人舉頭回喊﹕「你正坐在一個熱汽球內，離地30呎，北緯53至54度，東經114至115度之間。」

汽球內的人再大喊﹕「你是否一位測量師？」

「對，你怎麼知道？」

汽球內的人氣得面紅耳赤﹕「你剛才的資料在技術上十分精確，但對我半點用處也沒有，我仍然不知身在何方。」

這則笑話在專業界流傳已久，放在候任特首梁振英身上，可以方便大家看懂山頂「僭建門」背後的真相。

到今天為止，梁振英位處山頂的大孖宅共發現六處僭建物，據說兩個玻璃棚和花棚是在他搬入後加建，另外四處是在他2000年購入大宅時已經存在，包括一個在車房下的200平方呎地庫。

當然，即使在大宅再挖出多幾個僭建物，也是梁振英的「無心之失」，因為大家要有憐憫之心，他只是「產業測量師」，不是「建築測量師」。千怪萬怪，不能怪在他頭上。

翻開香港測量師學會的網頁，便知道「產業測量師」的業務範圍﹕「產業測量師均接受過專業訓練，其擁有的專業技能和知識，對於如何發展、使用及管理物業的細節瞭如指掌，能夠為客戶提供具實效的意見。產業測量師的工作涉及產業的規劃、發展、用途、管理，以至土地及樓宇估價，為客戶以私人協商、招標或拍賣方式租售物業，及處理物業投資的財務及經濟事務。」

相比之下，「建築測量師」的業務範圍則窄得多﹕「由興建前至竣工階段，以至房屋管理、樓宇檢驗及維修，無論大小建築工程，建築測量師均參與監督每一個重要環節。」

簡單說，「產業測量師」是通才，「建築測量師」是專才。「產業測量師」樣樣皆通（因此叫General Practice），但要仔細勘測建築物，便由「建築測量師」落手落腳。

淡水變鹹水 豈能多問？

現今的情十分滑稽，猶如你家裏要大裝修，找一個室內設計師連工包料一條龍承包，到收貨時發覺洗手盆出鹹水、廁所出淡水。你找設計師算帳，他大聲說我不是有牌水喉匠，為何要找他負責？

梁先生拋出「產業測量師」及「建築測量師」之辯，是因為無時無刻記掛替專業界推廣業務。大家學懂這兩者的分別，便可以少花冤枉錢﹕要僭建時找「建築測量師」，要甩身時找「產業測量師」。

今天爭辯兩種測量師的業務範圍，只是掉入梁先生的語言陷阱，倒不如爭辯什麼是地球人，什麼是外星人？如果你在一位曾經擔任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的產業測量師面前，說他看不懂建築圖則，不明白自己的車房底下開了個兩房大洞是否正常，不曉得門前加建玻璃棚是否應先諮詢屋宇署，他必定說你侮辱他的資歷，還會拚命地「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不過，我們看見梁先生在鏡頭面前如此謙卑，大家應該格外珍惜。因為他是賠上了整個專業生命，再無法向客戶聲稱自己對「使用及管理物業的細節瞭如指掌」，也就是鐵定心腸，一旦下台亦永不重操故業。

事到如今，已經不是某些抽水天王如劉健儀、葉劉淑儀之流，跳出來大叫的「誠信」問題。對於一個說了「N屆都唔選特首」又當上特首，六四時登報罵共產黨後徹底失憶，李旺陽「被自殺」後14次說「不評論」，然後若無其事地穿黑衫低頭默哀的人，你還用「剩下多少誠信」來量度他，你的肚裏不止可以划船，簡直可以裝得下鐵達尼號郵輪。

令香港人最氣憤的，是「撿了便宜還賣乖」。總共400多呎的僭建面積，在山頂最少時值3萬元一呎，也就是佔了一千多萬元的便宜足足12年。若果梁先生買屋時發現實際面積比圖則少了400呎，以他樣樣執到正的性格，他會讓賣家以一句「無心之失」便收錢走人嗎？

梁先生讓記者夤夜入屋拍照，無非要說明香港人在冤枉他，因為他的地下室比唐英年小，只放雜物沒有紅酒，僭建的空間還騰出來給負責保安的G4休息，簡直應該由長毛送上「仁義之家」的牌匾。冤枉好人是會天打雷劈的，香港人你聽到嗎？

政府山斷龍脈 有報應？

梁先生並不寂寞，因為他的左右手，說不準也是快會「替補」他上台當特首的人，也是「撿了便宜還賣乖」的高手。據傳為下任政務司長的林鄭月娥，連續幾天真人表演，擺明利益衝突而又自詡為勇於負責的官員。她確實沒有「插手屋宇署工作」，但過去幾天會見記者的時間都「巧合」地安排在梁先生之後，即使屋宇署發現四宗額外僭建物，也先讓梁先生自行「引爆」，減低殺傷力。這與處理九龍塘約道唐宅僭建時，處處搶在唐英年之前公布調查進度，截然相反。

林鄭局長的道行之高，早已在公布政府山「最終方案」時表露無遺。為了回應市民官商勾結的質疑，她宣布不賣地給發展商，卻採用公私合營的BOT方式讓地產商享受30年利益（到屆滿後會否如今天的海運大廈般再私人續約30年，自然不是她的責任），還用「雙信封」招標評分制使政府更易揀到合心水的發展商。但幾天之後，同一個發展局向外公布，卻說為了憂慮官商勾結，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將會放棄公私合營模式，改由政府出錢收地後再開發，使今天已經在該區購入大量地皮的地產商恨得牙癢癢，因為賣地給政府每呎只賺幾百元，比公私合營少賺何止十倍。

究竟是因為新界東北的地產商不合心水，還是因為鄰近政府山的地產商太合心水，才會出現如此矛盾的邏輯？如果你不明白，不要緊。只要你相信林鄭局長是公平公正便已足夠，她連利益衝突也不避嫌，怎麼會利益輸送？

朋友來電﹕「梁振英公開支持林鄭賣『家山』，拆西座，是否因斷了香港龍脈，斬掉尾巴，以至幾日後便有報應？」

香港人坐在熱汽球上，即將要靠測量師的提示，告訴我們飛向何方。

若果你和普選有個約會，而約會的時間已過，恐怕只能丟下仍在地面上大喊的測量師，靠自己手機上的GPS導航，或許會找到意外驚喜的落腳點。

文 黎廣德

[原刊於 《明報》，2012年6月24 日] 

兩電霸權 能源政策空白的惡果

中電主席米高嘉道理爵士上周向政府發炮，是罕有的高調發言，但很多傳媒和議員不明所指，只因他表示未來電費需大幅增加而嘩然。

嘉道理及其管理班子維護中電利益不遺餘力，當然不會無故發難，但其實他們真正點出了香港能源政策的缺失，更揭示了現今失誤延續下去的諸種風險。正因如此，若果下任政府繼承無心無力的低水平管治，恐怕真會如候任特首梁振英所言， 「蹉跎歲月」，自吃苦果。

嘉道理發言的核心，是政府「應做唔做，唔應做又做」。他明白民主社會的運作，
並不抗拒政府監管，因此說「無論社會的最終選擇為何，中電均有能力以有效和負責任的態度，在最短的時間落實這些選擇」。當然，這種說法的前提是中電會從它
的觀點和利益出發，游說政府官員，影響社會輿論。

那麼，究竟特區政府替市民作出了什麼選擇，令本港日走下坡？

嚴格來說，曾蔭權政府過去7 年的能源政策是一片空白。只消看看最關鍵的能源組合目標，自從環境局兩年前提出一個令大眾嘩然的諮詢方案後（在2020 年用五成核電和四成天然氣發電） ， 便一直沒有定案。這是「應做唔做」的最佳示範。

政治干預市場失效

儘

管目標不明，政府卻採取了兩項措施，使未來道路愈走愈窄。其一是否決在本港境內興建天然氣轉運站。由於本港周邊有不少已建及在建的轉運站，以珠江三角洲區
域發展的視野來解決這些基建需求，更能保護生態和提高成本效益，本是無可厚非的決策。問題卻出在第二項措施：2008 年特區政府越俎代庖，
直接與國家能源局簽訂備忘錄，指定由內地供應天然氣給香港發電。

嘉道理今天憤憤不平，正是因為被迫「打死狗講價」：由於香
港向內地買氣變成 政治任務，
壟斷了「西氣東輸」項目的中石油要價多少，中電便得支付多少。若果政府當初容許電力公司在自由市場採購天然氣，中電有更多談判籌碼（例如租用或合建轉運站
以進口天然氣） ， 市民將來也不用「捱貴氣」。政府「唔應做又做」的例子，又多一項。

雖然嘉道理有不滿的理由，但並不表示中電不會按照管制計劃協議「賺到盡」。事實上，兩電的股東資金回報率多年來高企在20%左右〈註〉，比政府拿來向公眾解說的資產回報率高出一倍，令全球同行側目。

歸根究柢，催生兩電霸權的罪魁禍首，是主事官員的狹隘視野和縱容商界騎劫政策的政治體制。要了解能源政策為何對本土發展如此重要，最好是對比一個成功例子：被公認為廢核先行者和可再生能源科技領導者的德國。

德國能源轉型化解社會矛盾

去年福島核災爆發後，德國馬上宣布廢核，決定把原來佔18%發電量的核電廠在2022 年前全部關閉。外間以為這是德國人在恐慌面前的非理性抉擇，其實這是德國社會自從20 年前推行新能源政策後，利用福島核災順水推舟、深思熟慮的國策。

這
一套德國政府稱之為「能源轉型」的策略，源於1991
年推行的一項電力條例，首創利用優先上網和優惠上網電價的方式，鼓勵可再生能源，此後不斷改良和增加配套政策，使今天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比重上升至兩成，創
造了40 萬個新職位，相關企業去年的銷售額達400億歐元。德國成功地以法例推動市場的模式已引來50
多個國家仿效，令他們滿懷信心地制訂了2050 年總耗能量減低一半，和可再生能源佔發電比重八成的目標。

德國的「能源
轉型」並非沒有風險，例如最近當地一些太陽能企業倒閉，原因是近年
中國急起直追，導致全球太陽能設備產量過剩，使德國以技術帶動出口的盤算遭遇挫折。但德國的策略從大處着眼：國家能源安全（減少入口倚賴），應對氣候變化
（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和推動地區和平（避免因爭奪能源引起衝突），無懼一時的市場起伏。

香港的條件與德國大不相同，但有一個共通教訓： 能源沒有「自然」市場， 什麼「大市場、小政府」只是廢話。前瞻性政策足以催生高效率市場；放任不管或斬件式干預，均會誤國殃民。

香港的能源前景正處於轉折的關口：國務院剛決定繼續凍結新建及在建的核電站，兩電的利潤管制協議將於明年進行中期檢討，但社會各界還未有深入討論。新政府能否參考德國的成功例子，制訂前瞻性方案，作為與兩電談判和改革市場的基礎？

法例推動市場剷除霸權土壤

利用協議監管兩電的模式已經過時，只要香港有決心與全球大勢接軌，改用法例推動市場，訂立具體目標，很多現屆政府不敢想像的願景都會變成可能。參照國際經
驗，改革的方向很清晰：本地電網獨立營運但與內地聯網、電廠由多家公司分散擁有，發展智能電網，不論本地或內地電廠均可競價上網，可再生能源享有上網優先

權，利用優惠上網電價鼓勵可再生能源投資，設立綠色基金資助節能計劃，放寬城規限制以鼓勵陸上太陽能和離岸風能，推動電動車作為智能電網的儲電緩衝系統等
等。

改革市場後兩電霸權的土壤不復存在， 回報過高的爭論將成為過去。德國發電企業的股東資金回報率在10%左右，電網企業只有5%至7%，但投資者絡繹不絕。這正是一個為民請命的政府所應致力達至的社會平衡。

令人憂慮的消息傳來：擁有六成青山發電有限公司（中電發電資產的真正擁有方）股權的埃克森美孚準備向中國南方電網出售股權，政府打算放任不干預。但主事官員
是否想清楚，這項收購會否造成更大壟斷，令廠網分家、本地獨立成網的改革更困難？南方電網在內地不准投資於發電企業，為何到香港可以破壞規矩？

能源策略的成敗，不僅影響全港電費價格水平和城市競爭力，更關乎香港在國際社會中能否抬起頭來。德國家庭的電費單上分列出可再生能源的補貼金額，但絕少人斤斤計較，因為他們相信，廢核是道德的抉擇，減排是對子孫後代的投資。梁振英和他的班子，能有如此識見嗎？

〈註〉公共專業聯盟： 「兩電加價初步分析報告」，2011 年12 月22日，www.procommons.org.hk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研究委員會召集人

[刊於 明報 A32 觀點 版  2012-05-18]

施政報告短評

房屋政策，似有還無，誤導市民。在施政報告第21段竟說: 「有意見認為政府應把計劃興建公屋的土地轉為興建居屋。我們認為任何蠶食公屋三年上樓承諾的建議，都是不可取的。」其實政府是製造虛擬矛盾，自打咀巴，因為根本本港土地供應充足，興建居屋無須使用公屋土地。

特首聲稱 “多供應土地會可讓市民買平樓”，其實咁樣做，無意對症下藥。 所謂 “先租後買”，對協助市民 “上車” 毫無作用，完全是落錯藥，特首在施政報告拒絕復建居屋的理據，顯得軟弱無力。

在扶貧政策方面，特區政府無心解決貧窮問題 顯而易見 對滅貧目標 隻字不提… 對此我感到失望 為何唔制定滅貧目標，例如在3年內，貧窮人口由126萬減至100萬以下? 堅尼系數由0.533減至0.5以下?

在環保政策方面，施政報告只重覆在氣候變化諮議文件中的幾段 ，對實際提出措施，減低空氣污染，垃圾堆置的問題，完全欠奉… 實在令人欲哭無淚

 這是一份體現典型 “臨渡”心態 ( NIMTOO, Not in my term of office: 總之凡事拖到任期滿為止，蘇州屎留俾下一任) 的施政報告，只是看看今次急不及待加入兩頁有關”十大基建”及"六項優勢產業"的成績表，便使人疑惑，究竟曾蔭權是否急於埋單計數？究竟這個特區政府，係唔係一個 斷錯症、落錯藥 的「臨終政府」？

發機辦勢成人治溫床

當大部分香港人正忙於應付金融海嘯，以至瞬息萬變的新流感疫情之際，對擅於從危中找機的官員來說，這正好是增加權力、擴大「帝國版圖」的最佳時刻。

只要配以適當的包裝：擴大商機、創造就業等，很多在正常時期無法獲得社會支持的建議，都有機會因為政黨放鬆警覺而「側側膊」過關，到大眾醒覺的時候已經無從翻案。沙士肆虐時匆忙通過的「維港巨星」已是一例，正在立法會審議中的「發展機遇辦事處」動議可能重蹈覆轍，而且後患更深。

欽點項目扭曲市場
表面上，「發機辦」只是在發展局增加六名成員，首三年的預算不超過二千萬元，目的是「為項目倡議者提供『一站式』的諮詢及協調服務，協助他們推動具公眾效益的土地發展項目」。方便營商是政府天經地義的責任，這建議看來難有非議之處，但實情又是否如此簡單？

在政府提交給立法會的文件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對香港現狀的闡釋：「市場現時對勾地表興趣不太濃厚，加上契約修訂╱土地補價的商討進度亦漸放緩………項目倡議者必須接觸不同的政府機關，並須遵守各項法定程序，亦成為窒礙發展的障礙。」二、對發機辦架構的闡釋：「如有需要，辦事處可透過發展局局長由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甚至行政長官督導。」只要摸清官樣文章背後的含意，不難察覺「發機辦」是個為曾班子度身訂造，為了方便從上而下，替欽點的私人發展商項目掃除障礙，貫徹長官意志的工具。

文件內同時強調「發機辦」不會取代現行的法定程序，但任何官員都會明白，對一個由「行政長官督導」的發機辦項目，若果按照十足程序秉公辦理，拒開綠燈，需要冒上多大的政治風險？反過來說，若果所有部門都堅持秉公辦理，程序不會減省，設立「發機辦」又豈非多此一舉？

與中央國策背馳
曾任杭州市市長的中國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在二○○七年全國城鄉規劃工作會議上，感慨彌深地總結了內地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三點難題：一是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禁之不絕；二是急功近利的規劃調整、「一個領導一張規劃」；三是市領導「以權代法」，隨意干涉正常的規劃管理。

仇保興指出，內地城市規劃必須從人治走向法治，杜絕行政干預。有見及此，全國人大於去年一月通過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目的是加強專家論證，推動廣泛的公眾參與和社會監督，強調資源保護，嚴格按法規制約負責審批監管的主事官員。

正當中央政府致力剔除內地城市由於行政權力過度集中，使領導意志凌駕法規程序的弊端，特區政府卻視法定程序為發展的障礙，成立一個方便特首指揮的「一站式」辦事處，按照含糊的準則欽點項目，這豈非城規制度的大倒退？

為釋官商勾結之嫌，發展局聰明地為「發機辦」加添了兩重包裝：一是利用「土地建設諮詢委員會」作為緩衝；二是突出「發機辦」可以支援非政府機構倡議的項目。事實上，即使城規會這種法定機構，亦難以洗脫政府「橡皮圖章」的形象（自二○○四年容許民間團體提出規劃申請以來，全部十多次個案，城規會從未忤逆政府「建議」而批准申請），更何是一個全由政府任命的諮詢委員會？恐怕只能老老實實地按司、局長的本子辦事。

至於所謂支援非政府機構，與設立「發機辦」針對「市場不願勾地、補地價過慢」的原意相比，根本是文不對題。且現行機制早已賦予行政部門足夠酌情權支援非政府機構，例如剛批出的六個活化古蹟項目便是特事特辦的證據，發展局這種說詞實在是口不對心。

現今整個發展程序中，主要是由政府部門內的專業人員為公眾利益把關。無論是環諮會、交諮會、城規會或文物諮詢委員會，在考慮申請項目是否影響生態環境、空氣質素、交通運輸、自然景觀、文物保育等要素時，部門的專業意見具定性的影響。

「發機辦」要為欽點項目開綠燈，毋須違背法定程序，只要運用特首賦予的「軟權力」影響部門的專業意見，便可暢通無阻。這與內地市長執行「首長工程」的手段可謂同出一轍。

動搖專業損公眾利益
這些憂慮在專業部門中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林鄭月娥上場後多番讓部門「打倒昨日之我」，例如在合和二期項目，規劃署由原先堅持皇后大道東ＱＲＥ地盤保留作公共用地的立場，變成支持發展商更改為商業用地；運輸署放棄一貫採用的交通模型而轉用發展商提出的評估模式；在薄扶林道一二八號 Jessville 大宅，古蹟辦在十個月內發出了兩份前後矛盾的評估報告，方便政府撤銷臨時古蹟評級。由於現在本港未有「吹哨者」保護法，專業人士若要抗衡違背公眾利益的政治壓力，便得背負犧牲個人前途的風險。

近年特區的「首長工程」並不罕見，例如十大基建內的港深機場鐵路和河套區發展項目，從未納入政府花了七年時間完成的《香港二○三○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的選項之內，卻突然在未有專業論證的情下，由特首宣布為優先項目。若果在發機辦成立後，「首長工程」的範圍從基建項目擴展到私人投資項目，更會扭曲市場運作、加劇資源浪費。

特區的發展機制確實需要大幅改善，但若果不從理順體制、優化政策、加強專業獨立入手，反而走向人治之途，實為特區管治變質之始。

[原刊於 《信報》 2009年5月5日]

守護香港須立法保障「吹哨者」

為甚麼向DavidWebb揭發電盈種票，最後成功推翻電盈私有化的富通經紀，至今不敢曝光？為甚麼舉報蘇錦樑「名片代入息證明」的人民入境事務處職員，反而要擔心處方「秋後算帳」？為甚麼前教育學院院長莫禮時，在挑戰高官和提交證供後被校董會勒令即時休假？

無論你把他們稱為告密人、舉報人或揭發人，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揭露的問題並非私人恩怨或個人投訴，而是涉及公眾利益的大事，因此他們都是維謢公益的「吹哨者」。

例如：沒有這位不甘於被一手電盈股份收買的富通保險經紀揭發，私有化的種票漏洞不會成為眾矢之的，證監會沒有機會成為維護小股東權益的英雄，政府更不會檢討上市公司私有化的落伍條例，社會失去進步的機會。

李少光應感謝揭密者

在蘇錦樑「名片事件」上，人民入境事務處可能不滿告密者使處方尷尬，但其實李少光應該出面感謝這位「吹哨者」。因為若果沒有他把現在這宗「小事」揭出，高官濫權的情況會變本加厲，問責官員卻矇在鼓裏，到真正出大事時李少光可能要問責下台。所以，「吹哨者」其實替政府扮演了風險管理的角色，防患於未然。

至於「教院事件」，無論政府是否同意莫禮時對羅范椒芬的指控，整件事引發了社會關注學術自由，以及政府的大學管治體制漏洞。若果政府真正有心推動香港成為地區教育樞紐，這些都是必須正視、極待改善的重要議題。特首並未就此感謝莫禮時，反而讓他覺得受壓而諳然離去，只能說是狹隘思維的最佳示範。

香港落後於英美二十年，欠缺保障「吹哨者」的法規，既使「吹哨者」容易成為受害者，亦使全港三百多萬僱員無法有效運用自己的良知維謢公眾利益。

「吹哨者」是指在工作崗位上看到違法、違規或危害公益的行為，而向僱主、監管當局、公眾或傳媒舉報的政府機關或企業僱員；舉報的範圍不僅包括貪污舞弊、危害環境及公共健康的行為，更包括企業和政府機關濫權或嚴重違反公眾誠信的事項。美國在一九八九年訂立了「吹哨者保護法」(WhistleblowersProtectionAct)，並在一九九四年作出修訂；英國則在一九九八年通過了「公眾利益披露法」(PublicInterestDisclosureAct)。

締造拒絕沉默開放文化

這些法例禁止僱主將「吹哨者」變成受害人，但正如羅倫爵士(LordLolan)在訂立英國「公眾利益披露法」時強調：「法律是有效保護『吹哨者』的工具，但只能作為出事時最後一層的保護網，不能替代一種敢於挑戰不當行為的文化。」

無論在英、美、澳、紐等發達地區，都有不少志願組織，支援「吹哨者」，提供獨立意見或法律支援。其實，若果「吹哨者」法例愈完善，機構內部對吹哨行為愈有明確指示，便愈可以防止吹哨行為被濫用，僱員更清楚何時應先在內部舉報，何時應對外揭發，機構聲譽可得到更佳保障。

從電盈事件、名片事件及教院事件，都可以看到誠實和無私的「爆料、告密」是替社會增值的公益行為，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

守護香港，制定「吹哨者保護法」還須再等嗎？

(刊載於 星島日報 25.4.2009 A17頁)

沉默未必是金

自從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的「名片代入息證明」事件鬧大後，再爆出人民入境事務署誓要「秋後算帳」，揪出向傳媒報料的員工以警效尤的醜聞。上週六在一個討論學術自由，題為『沒有平反的「平反」』的論壇上，前教育學院院長莫禮時發表書面講話，認為挑戰高官或提交證供的學者得不到任何保障，是對學術自由的重大威脅。他本身在聆訊後被校董會勒令即時休假，已足以使很多後來者心寒。

兩件事加起來，突顯了香港公共管治的一大漏洞：欠缺保障「吹哨者」的法規，既使「吹哨者」容易成為受害者，亦使執法機構無法可依，容易動輒得咎。

保護「吹哨者」須從制度入手

誰是「吹哨者」？國際上對此議論多年，早有公論。美國在1989年訂立了「吹哨者保護法」(Whistleblowers Protection Act) ，並在1994年作出修訂；英國則在1998年通過了「公眾利益披露法」(Public Interest Disclosure Act) 。兩條法制對如何界定「吹哨者」，「吹哨者」的責任和權利，在不同情况披露資料時應獲得甚麼保障，政府機構和企業對待「吹哨者」應採用的行為守則，都有不同程度的闡釋。

簡而言之，「吹哨者」是指在工作崗位上看到違法、違規或危害公益的行為，而向僱主、監管當局、公眾或傳媒舉報的政府機關或企業僱員；舉報的範圍不僅包括貪污舞弊、危害環境及公共健康的行為，更包括企業和政府機關濫權或嚴重違反公眾誠信的事項。

一些舊思維指吹哨行為會令政府尷尬或企業蒙羞，因此想方設法制止，甚至以殺鷄警猴的方式懲罸「吹哨者」。但根據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開放政府和良好企業管治原則，吹哨行為反而是一種「增值」的正面活動，因為它不但是防止公眾利益受損的一個最後活塞，更是促使政府和企業管理風險和持續完善運作的工具。正因如此，法律既保護「吹哨者」免受迫害，亦防止吹哨行為被濫用。

吹哨行為是增值活動

有两宗著名的「吹哨者」事例足以佐證。

布朗士醫生(Dr Stephen Bolsin)是麻醉科專家，從八十年代末開始任職於英國布里斯托爾皇家醫院。他一直擔憂為何該醫院替嬰兒進行心臟手術時，死亡率特別偏高，多年來向醫院管理層反映，卻不得要領。最後他向衛生部和傳媒公開他的觀察。1995年1月，在他極力反對下，醫院仍然决定替一名嬰兒進行手術，結果死亡。嬰孩家長向當局投訴，引發深入調查，結果醫院院長和兩名外科醫生被判專業失職，吊銷執照，整個醫院的手術程序重新調整，使很多嬰孩避免枉死。布朗士醫生的吹哨行為獲得肯定，但他决定離開英國，改赴澳洲行醫。

另一宗轟動一時的「吹哨」事件，發生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1998年，歐盟的內部審計員畢坦烈 (Paul van Buitenen)多次向歐盟官員提出有關詐騙、任人唯親和管理不善的證據，卻石沉大海。於是他決定將詳情寄發給歐洲議會，其後傳媒取得詳細資料。畢坦烈被歐盟停職，只支取半薪。但事件促使歐洲議會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報告在1999年3月發表，認為在歐盟總部內「找不到任何有半點責任心的人」，結果二十個歐盟委員全部辭職，但畢坦烈仍因泄密而被「正式譴責」。他繼續工作至2003年中才返回祖國荷蘭，獲得荷蘭女王授勳，其後更在2004年當選歐洲議會議員。

政府思維落後二十年

由此可見，「吹哨者」是公共管治和企業管治的預警系统，也可以說是最忠心和最有公眾道德的僱員。但若果沒有規章法例保護，這個系统的功效便無從彰顯。英國「商業道德協會」的調查指出，每四個僱員中便有一個知悉機構內的一些違紀行為，但有52%的僱員選擇默不作聲。「英國標準協會」特別為此在去年出版了一份《吹哨措施守則標準》，供政府機關和企業制定內部系统，作為推行「良好管治和締造開放文化」的工具。

放諸香港，入境處和教院事件反映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在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要維護公眾利益，防止濫權、制止浪費、減低公共健康和環境風險，我們需要調動三百多萬僱員的積極性，特別是當中敢言的專業人士，作為最後屏障。香港在保護「吹哨者」的法規上落後於英美二十年，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未有應對「吹哨」的內部守則，立法會亦未有把這項公眾利益尤關的大事放入議程。

特首一直強調如何超倫趕紐，把香港發展為超級國際都會，何不從訂立「吹哨者保護法」做起？

註：有關莫禮時書面講話及『沒有平反的「平反」』的論壇錄像，可登入社區電視網站www.communitytv.hk

[原刋於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4月21日]

令香港汗顏的蘇格蘭議會

添馬艦的新立法會大樓將於2011 年落成，新大樓工程監督小組最近就大樓設施聽取傳媒意見。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表示：日後新大樓建成，如果官員要避開記者，一定會有「通道」讓政府官員「繞道而過」。此舉固然引發傳媒朋友「無貨可交」的憂慮，但更值得深思的是建築設計背後反映的理念：議會為何存在？為誰存在？

為500 萬市民服務的蘇格蘭議會，雖然比香港特區政府年輕兩歲，即在1999 年7 月1 月才成立，但它整個設計背負的公民意識，卻足以把香港比下去。

1707 年，英格蘭和蘇格蘭簽訂條約，將兩個議會併合成一個大不列顛議會。直至蘇格蘭人民在1997 年公投通過成立地方議會，再由英國議會在1998 年通過《蘇格蘭法案》，蘇格蘭議會才在292 年後重生。新的蘇格蘭議會只能處理特定的地方事務，例如環境、醫療、房屋、交通、教育等；而權力比特區政府還少，只得十分有限的徵稅權，不能借貸，也必須收支平衡。

民間團體可申請議會內設攤位儘管如此，蘇格蘭議會仍把建立議會與民眾的關係視作頭等大事，一開始便訂立了4 項最高原則：

一、議會運作必須體現蘇格蘭人民、議員和政府之間分享權力；

二、政府必須向議會問責，議會和政府必須向人民問責；

三、議會必須開放渠道和及時回應民眾，制訂和審議政策及法例時，操作程序必須納入公眾參與；

四、議會必須在運作中讓所有人享有平等機會。

空談這些原則容易，落實時卻需要花很大的耐性和心思，而這正正是蘇格蘭議會令人佩服的地方。

筆者兩周前獲邀參觀蘇格蘭議會時，進入大樓後，就赫然發現議事大廳的門前，進駐了一排爭取平權的婦女組織的攤位（見下圖），3位義工還興高采烈地推銷她們的宣傳品，整個氣氛活像非政府組織在舉辦嘉年華會。身旁的工作人員自豪地解釋，民間團體可以申請在議會內設置攤位，直接游說必定路過的議員和首長，這是公眾與的體現。

蘇格蘭議會更是「電子請願」的先驅，任何人都可以在議會網站上建立一個請願欄目，收集民眾簽名，然後交給一個由跨黨派議員組成的委員會專責處理，決定如何修改法例或政策。去年議會剛為收到第1000 個請願而大事慶祝， 還每年舉辦4 天數千人參加的「政治節」。

蘇格蘭行政首長是議會最大黨的黨魁，每星期均到議會接受質詢，體現政府向議會問責的精神，與香港行政長官一年只甘願到立法會三四次與議員對話的景大相逕庭。

蘇格蘭的面積比香港大 80 倍，但為了貼近民眾， 審議法案的委員會曾經專門跑到一個只有13 名居民的北方小島上召開聽證會。我問一位身旁的議員： 「這樣做值得？」他的答案很直接： 「沒有人民，哪有政府？」
相比起現時把政府總部團團圍的10 呎高欄，和新政府總部的「護城河」 設計所反映的「防民如防虎」心態，蘇格蘭議會出 盡千方百計、「引民入室」的開放精神，又怎能不令香港汗顏？

(原刊於 明報 2009年2月23日 A29版)

 

邱吉爾評曾班子

「他們別有一番奇怪的悖論：他們決定不作決定，結論不作結論， 堅定地猶豫，硬淨地軟弱，強勢地無能！」(So they go on in strange paradox, decided only to be undecided, resolved to be irresolute, adamant for drift, solid for fluidity, all-powerful to be impotent)

這是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在歐洲戰雲密佈時對當時英國政府作出的批評 。

上月曾蔭權宣佈推遲政改方案，擱置一切有爭議的政策； 以上述評語用於尚餘三份之二任期的曾班子特區政府， 恐怕離事實不遠。

邱吉爾接著說：「這個拖拖拉拉、半上半落、 以拖延為權宜之計的時代即將結束。 代之而來的是一個需要面對後果的年代。」(The era of procrastination, of half-measures, of soothing and baffling expedients, of delays, is coming to its close. In its place we are entering a period of consequences)

但願曾特首明白， 要面對後果的不僅是個人，更是香港發展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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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 Albert Lai: Obama's Inspiration for Hong Kong

Dear All,

To many of us who stayed awake to watch Obama deliver his inaugural speech and feel the jubilation by millions of Americans, one question comes to mind: has Hong Kong missed something that America has got? I am not a fan of American policies, nor the Americans' wasteful lifestyle. But from Obama's inaugural speech, he has embraced some emerging values that are worthy of our rethink.

Here are some abstracts from his speech:

"On this day, we come to proclaim an end to the petty grievances and false promises, the recriminations and worn out dogmas, that for far too long have strangled our politics."  - Why are we still stuck here in divisive politics, absorbing much of our energy from innov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We will restore science to its rightful place, and wield technology's wonders to raise health care's quality and lower its cost. We will harness the sun and the winds and the soil to fuel our cars and run our factories" – As professionals we know how much (or how little) importa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in the arena of public policies here, and we know that energy revolution is clearly not a priority of our policy-makers.

"And those of us who manage the public's dollars will be held to account - to spend wisely, reform bad habits, and do our business in the light of day - because only then can we restore the vital trust between a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 – Look at the Audit Commission's report and check whether transparency is improving; for those who need further proof just pay a visit to the empty offices of the Education Bureau's new headquarters in Kowloon Tong.

"The success of our economy has always depended not just on the size of our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ut on the reach of our prosperity; on the ability to extend opportunity to every willing heart - not out of charity, but because it is the surest route to our common good." – Can we be a world-class city whilst having the highest Gini coefficient among Asian cities, and one-quarter of our children living under poverty?

"And to those nations like ours that enjoy relative plenty, we say we can no longer afford indifference to suffering outside our borders; nor can we consume the world's resources without regard to effect. For the world has changed, and we must change with it." – How can HK gain respect in the world when our Chief Executive shies away from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such as pretending to be part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under Kyoto Protocol?

There is another line we must not miss. Before the inauguration this is what Senator Dianne Feinstein said in her welcoming remark, "The freedom of a people to choose its leaders is the root of liberty."

Is this what HK missing and is this the root of our incapacity?

May I wish you all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and a new-found will to take on the challenges ahead!

Ir Albert Lai  
22 Jan 2009

My recently published articles:

管治意志衰敗的先兆：http://hk.myblog.yahoo.com/albertlai-hk/article?mid=617
迪士尼和數碼港的混合體：http://hk.myblog.yahoo.com/albertlai-hk/article?mid=616
參透世情的城市戀人：http://hk.myblog.yahoo.com/albertlai-hk/article?mid=615  

Albert Lai and Kelvin Sit, Research Officer of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attended a radio programme hosted by Ng Ming Lam on 17/1/2009, to explain their proposals on the government budget.

Full text of the Budget Proposal Report by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http://www.procommons.org.hk/documents/20081217_Budget_Proposal_E.pdf

管治意志衰敗的先兆

[刊於2009年1月22日，信報《專業眼》專欄，第9版]

「他們別有一番奇怪的悖論：他們決定不作決定，結論是不作結論，堅定地猶豫，硬淨地軟弱，強勢地無能！」這是邱吉爾在歐洲戰雲密佈時對當時英國政府作出的批評。上週曾蔭權宣佈推遲政改方案，擱置一切有爭議的政策；以上述評語用於尚餘三份之二任期的曾班子特區政府，恐怕離事實不遠。

根據曾蔭權的邏輯，特區政府要應付金融海嘯，必須心無旁鶩，社會才能同心同德；只顧經濟，不管其它。這項推論包含了一個任何現代政府，包括馬克斯主義者也不會認同的假設：經濟可以跟社會、環境和政治發展完全割離，猶如在賽車場上互不相關的跑車隊，先把死火的「經濟車」修理好，便可以跑贏大賽，其他跑不動的「政治車」、「環境車」就讓它們放在維修場內，眼不見為妙。

本週就職美國新一任總統的奧巴馬，早已對這種「先經濟、後其餘」的思維作出大力的鞭撻。他在競選時已經指出，金融海嘯並非一個歷史的意外，而是由華盛頓和華爾街的貪婪和卸責所致。因此，對付經濟危機便要改革政府的浪費和濫權，更要改革政治和經濟體制的遊戲規則。

奧巴馬提出的綠色新政，不僅要創造三百多萬個新職位，更涵蓋了多項社會發展路向的變革，包括大力投資可再生能源、興建一個能夠靈活節能的聰明電網、資助生產環保車輛、支援低收入家庭、改革醫療保險體制等一系列大手術。他更在上週末開始就職火車之旅前宣佈發起一個「為美國組織起來」(Organizing for America)的全民運動，力圖打破政治的傳統格局。

宣判香港只退不進

沒有人期望曾蔭權能與全民普選出來的奧巴馬相比，但在任期還未到一半的情勢下，便自動放棄帶領社會向前的權責，著實令人痛心。曾班子可以不惜違反競選承諾，推遲政改方案，但要避開政策爭議便變相宣判香港只退不進，試問港人在全球競爭下如何不節節落後？

例如近日引致民怨沸騰的新界東北和將軍澳堆填區爭議，便是曾班子拖延苟且招致的惡果。打鼓嶺和將軍澳居民聯同環保團體齊聲反對堆填區擴建。其實這個問題早在九十年代已經由專業人士提出，至2005年，當時由曾蔭權擔任主席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在專家協助下取得多數持份者的共識，制定了全面的「固體廢物管理策略」。

這些策略包括源頭減廢、落實生產者責任制、家居垃圾隨袋收費、扶持回收再造業、創造綠色職位、發展循環經濟、並在大幅改善減廢和回收機制的前提下興建以垃圾發電的高效焚化爐，使堆填區不再成為棄置廢物的主要歸宿。如果這些策略得到落實，香港便可以與先進國家看齊，毋須犧牲珍貴的土地資源作垃圾堆填。

可惜四年下來，政策兜兜轉轉，連生產者責任制中第一項的膠袋徵費也未見開展。家居垃圾收費暫緩討論，回收再造業因市場波動叫苦連天，只見每天數以噸計的可回收廢紙和膠料送進堆填區，興建垃圾焚化爐更遙遙無期。香港的環境資源卻一天一天地損耗，本來在可持續發展策略下理應開創的商機和就業職位也白白流失。曾班子會向港人問責，賠償損失嗎？

管治衰敗成惡性循環

固體廢物策略失誤只是無數特區民生、環境和政治議題的冰山一角，全社會為曾班子患上「決策癱瘓症」所付出的代價實在罄竹難書。

特區政府把制訂政策所必須經歷的持份者角力視為爭議，是管治意志衰敗的先兆。曾蔭權要避開爭議，不但顯示他沒有信心在社會上凝聚共識，更表示他不願觸碰各種特權利益，變相宣佈政府在餘下三年不會是公眾利益的捍衛者。最吊詭的是：一旦各既得利益者看穿了政府的管治意志消沉，他們的最理性選擇便是「企硬」，以保障自身利益。如此下去，社會共識更難形成，政府更呈弱勢，管治衰敗便成惡性循環。到頭來，連曾班子對付經濟危機所需的全方位策略也只會落空。

邱吉爾在二次大戰前的評語還有以下一段：「這個拖拖拉拉、半上半落、以拖延為權宜之計的時代即將結束。代之而來的是一個需要面對後果的年代。」但願曾特首明白，要面對後果的不僅是個人，更是香港發展的前途。

Ir Albert Lai: Engineers' Case for Optimism in 2009

Dear All:

Whilst many may regard the year 2008 as the worst in memory, there is a good case for engineers to be optimistic in 2009:

1. Change is now the Global Trend: In 2008 we have seen Ma Yin-jiu elected as President in Taiwan, and Obama in America.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come to realise that the current systems are not working, and hence are voting for change. For our region the ease of tension between Beijing and Taiwan is decidedly positive. Peace and security are the cornerstone of prosperity. On this front 2009 looks promising.

2. Public Expenditure on the Increase: To deal with the aftermath of the financial tsunami, governments worldwide are increasing public expenditure, and Hong Kong is no exception. The SAR government is not only committed to building more infrastructure, but will surely be responding to further calls for spending in 2009. This will benefit engineers though we have to watch out and ensure that the money is well-spent for the benefits of the public and engineers alike.

3. Engineers no longer taken for granted: The Legco election in September 2008 has changed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in the engineering profession. The government now gets a clear message: engineers who long for a truly independent voice are on the rise. Engineers can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to give blind support to dubious policies of the Tsang Administration. As more and more engineers speak out without fear nor favour, our influence on policy-making will increase in 2009.

All in all, we have the capacity to shape our own future. And in this hard time, let's not forget those who can benefit from our helping hand. Please feel free to visit the exhibition "Engineering Hope for a New Sichuan" organised by Engineers Without Borders from Jan 2-4 at the Times Square, Causeway Bay.

May I wish you a healthy and fruitful year ahead. 
 

Ir Albert Lai   
2 January 2009

My Response to Raymond Ho's Legco Motion 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Dear All,

Ir Raymond Ho has moved in Legco today a motion on promot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Whilst the objectives of the motion – to expedit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creas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enhanc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Hong Kong and at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are in fact the stated aims of the government, the key actually lies in what is missing from the motion – a roadmap of what, how and when.

What?

Whilst the Te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re worthwhile pursuits, we should be cool-headed enough in understanding what will benefit us most, and what will not. For instance, by its own admission the government has pointed out that it could not finish site formation for the Lok Mak Chau Loop project until 2020. This throws doubt on whether the project can really help HK and the engineering profession in a timely fashion. Should we not urge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other development priorities, such as new development areas around Kam Tin and Yuen Long, and avoid being stuck in the mud?

How?

The power of engineering should be deployed to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In this time of financial tsunami and climate change crisis, we should try to forge a Green New Deal – creating green jobs whilst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 For instance, in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project, we can bring in engineering innovations to create a low-carbon demonstration zone, by using district cooling systems, automated people-mover networks and micro-renewable energy. Engineers can show the way to a brighter future.

When?

By focusing solely on the Te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e tend to forget that not all community members, and not all engineers, may benefit from mega-projects. We need coordinated policies to speed up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investments in community projects that can bring early gains to the neighbourhoods. These may include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recycling industry, upgrade of energy efficiency in building stocks, addition of pedestrian walkways, improvement works to harbourfront promenade, roof greening and many others. Top policy makers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offer more excuses for delaying other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such as HATS II and waste-to-energy plants. To make this happen, we need policy breakthroughs not just from the Development Bureau, but also the Environment Bureau, the Transport Bureau, the Finance Bureau, and above all, a Chief Executive humble enough to bow to professional views.

Ir Raymond Ho may have good intention in moving such a motion. Yet during this time of crises, w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is more foresight and innovation beyond conventional views. A dull and unimaginative motion will not help.

May I take this chance to wish all fellow engineers a merry Christmas, and extra strength to take us through the turbulent times in the New Year!

Ir Albert Lai   
10 December 2008 

[For details of Ir Ho's motion, pls click
http://www.legco.gov.hk/yr08-09/english/counmtg/agenda/cm20081210.htm]

In suppor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r Albert Lai serves on the Judging Panel of the HK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Award for the sixth year at the invitation of ACCA.

Winners of the HK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Award 2008 include CLP, Swire Pacific, MTRC, Gammon Construction and The China Navigation Company.

 

施政報告、十大基建和何議員欠你的交待

[Please scroll down for the English version]

各位工程師朋友：

曾特首在上週發表了施政報告，我最感欣慰的是政府開始用實質行動回應氣候變化的挑戰：在啟德發展區設立區域供冷系統、研究限制銷售鎢絲燈泡、資助大廈業主進行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合審計，和進行提升能源效益工程的部分費用。有關建議與我在今年七月提出的政綱 (見www.albertlai.hk) 、公共專業聯盟今年八月的施政報告建議書和今年二月的財政預算案建議(見www.procommons.org.hk)吻合，但仍有很大改善的空間，例如區域供冷系統除了用於啟德，更可加快在西九文化區使用。

對於工程界最關心的十大基建，可說是施政報告的一大敗筆。除了例行交待項目進展外，特首完全沒有勇氣面對項目遇上的困難，更沒有高瞻遠矚的能力，順勢調整以迎接金融海嘯後新經濟週期的挑戰。例如深圳市剛調整了城市總體規劃，使河套區發展和港深機場鐵路等跨境項目出現變數；由於經濟衰退風險驟增，市民自然期望加快帶動本土經濟發展的項目，例如連接觀塘的啟德新區、大學城、副都市中心等(有關我對十大基建的分析及工程界的憂慮，請參考我在信報的文章，該文與施政報告同日發表，見附文。)

林鄭月娥局長承認本年度的工程開支只由原來的二百一十八億增至二百三十億，下個年度亦只有二百五十億。若政府只著眼於一些需要跨境協調、港府根本不能控制進度的項目(例如河套區發展、港深機場鐵路等)，原先所謂創造就業的目標只會變成雷聲大、雨點小，更難以符合工程界和社會的期望。為了應付金融海嘯後的經濟低迷，政府必須順應時勢，調整項目，讓更多中小型和更多可以惠及不同工程專業的項目上馬。

為了工程界的聲譽，我建議大家多留意何鍾泰議員在立法會的表現。他贊成政府對領取生果金的老人家進行入息審查(根據10月16日大公報報導)，投票反對賦予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特權調查雷曼事件，更投票反對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梁展文事件。

我們不希望社會大眾因為工程界議員的取態，誤認工程師都是涼薄的中產階層，不顧民間疾苦，與市民脈搏脫節。增加三百元的生果金只會增加政府年度開支19億元，不及政府去年減低公司利得稅率而少收44億元的一半。香港有四成老人家生活於貧窮線下，不少老人家有畢生積蓄十萬八萬元，想盡辦法保留這些「棺材本」以備將來健康惡化時應急之用，所以只靠生果金每天不到三十元過活。由於有資產在身，他們不能通過入息審查，我們要取消他們的生果金，用光自己的儲蓄再拿綜援嗎？在未有全民退休保障之前，我們能忍心讓他們活得更苦嗎？

最新消息：曾特首今天下午(10月24日)宣佈痛改前非，不會為增加生果金而進行入息審查。何議員不知民心背向，為順從特區政府便硬要反其道而行，平白押上工程界的聲譽；事至如今，是否有點枉作小人？

很多工程師和親友都是雷曼事件的受害者，更多工程師認為梁展文事件應該徹查。對於這些大是大非，關乎良好管治的重大議題，何鍾泰議員卻認為立法會應該撤手不管，這是否有違工程界所託？

我們都希望何議員能代表工程界的良知，使工程師得到社會更多的尊重。何議員能給工程師一個交待嗎？

黎廣德工程師

2008/10/24 

Dear Fellow Engineers,

Policy address, Infrastructure and Legislator Ho's Performance

From the policy address announc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last week, I was most please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at last begun to take substantial steps in responding to the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 These include a new district cooling system in Kai Tak, restrictions on the sale of incandescent light bulbs, and the subsidies for energy audits and energy efficiency upgrades in buildings. These initiatives are in line with my election platform last July (see www.albertlai.hk)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ons' proposals in respect of the government budget last February and in respect of the policy address last August (see www.procommons.org.hk). Yet there is plenty of room for improvements, such as the early application of district cooling systems in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What is most disappointing in the Policy Address are related to the Te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 subject close to the heart of engineers. Except for a routine report on project progress, the CE has neither the courage to face the many challenges ahead, nor the vision to rise above the looming financial tsunami. For instance, the recent adjustment of the master plan in Shenzhen City has created many uncertainties to the Lok Mak Chau Loop Development and the Airport Link Project. The increased risk of economic recession will also lead to heightened public expectations on projects that can spur local economic growth, such as new Kai Tak development linking the old Kwun Tong District, a university town, and a secondary city centre.

The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Mrs Carrie Lam, admitted that the government's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this year will only go up to $23 billion from last year's $21.8 billion. Even the estimate for next year will only be $25 billion. If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focus only on mega-projects, in particular cross-border projects which the government has little control (e.g. Lok Ma Chau Loop and the Airport Links), the original targets of job creation will be under-achieved. To respond to the new economic scenario post-financial tsunami, the government must start now to fine-tune its plans and encourage a more diversified range of projects, in particular projects of lesser size and projects capable of benefiting a broad range of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For the sake of the engineering profession's reputation, I would suggest that w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erformance of Legislator Raymond Ho in Legco. He recently voiced support for means test for the recipients of the old-age allowance (according to news report in Ta Kun Pao on 16/10/08). He also voted against two motions: Legco'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ehman Brothers affair using privileged power, and Legco's setting up of a special committee to look into the Leung Chin Man affair.

We do not want to see that the public, because of Ir Ho's attitude, misconstrue engineers as a bunch of uncaring middle class professionals totally detached from the needs of the disadvantaged.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increase of the old-age allowance by $300 per month will only lead to an increased annual expenditure of $1.9 billion, less than half of the $4.4 billion of annual revenue loss as a result of the reduction in company profits tax last year. At present around 40% of our aged population live below the poverty line. Many of them may have a life savings of say $100,000 or less. They rely on the old-age allowance of less than $30 per day for daily living in order not to run down their savings which they keep at all cost as a means for self-protection in anticipation of their declining health conditions. Since personal savings are regarded as financial assets, these senior citizens will not be able to pass the means test if applied. Should we cancel thei! r old-age allowance, thus forcing them to run down their savings and join the queue for CSSA? Should we make their lives more miserable before we can bring in a system of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Here i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the CE announced this afternoon (24/10/08) that he retracted his earlier proposition and would drop the idea of a means test. What purpose did Ir Ho serve by declaring this untenable position, except to put at risk the reputation of the engineering profession?

Many engineers and their friends were victims of the Lehman Brothers financial products. Still more engineers believe that the Leung Chin Man affair is worth thorough investigation for the sake of good governance. Yet Ir Ho has been asking Legco not to exercise its right to investigate. Is this in line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the engineering profession?

It is our wish that Ir Ho can stand for engineers' conscience, so that we engineers can earn more respect from the public. Does Ir Ho owe us an explanation?
Ir Albert Lai
24 October 2008

 

 

十大基建的內憂外患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
原文刊於2008年10月15日信報「專業眼」專欄

「河套地區的開發絕不是直接確定專案就開發這麼簡單的事，首先應該對區域環境影響做出評價，河套地區是深港之間難得的綠色屏障，深港兩地的空間資源很有限，而最短缺的資源就是綠地資源。」 這番說話並非出自環保份子之口，而是深圳市社科院院長樂正今年六月在深圳市規劃局就河套地區開發舉行的首場內部諮詢會上的發言。

上月中文大學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羅祥國發表了研究報告，估計港深機場鐵路須投資三百至五百億港元，但客運量嚴重不足，即使強迫關閉了現有來往港深機場每程250元的渡輪服務，而鐵路單程收費四百元，客運量假設從現在的全年五十萬人次有每年百份之二十的增長，整個項目也只能從第十一至十五年才達致第一年有百份之三的回報。報告直言港深機場鐵路項目難以符合經濟效益。

樂正和羅祥國的觀點，對於曾特首賴以支撐去年施政報告的十大基建，無疑是當頭棒喝。

河套區開發和港深機場鐵路都是十大基建中的兩個跨境基建項目。無疑每一個大型項目都需要經過周密研究，在過程中出現調整甚至被判定不可行而須放棄，都是正常不過的程序。但在研究過程中時刻保持科學求真的專業精神卻需要極大的勇氣。

河套區「綠色屏障」的啟示

十大基建去年還未有一個項目開工建設，預計在曾特首於2012年落任前能夠開工的只有六個：南港島線、沙中線、廣深港高速鐵路、屯門西繞道及屯門至赤角連接路、西九和啟德發展計劃；其餘四個：港珠澳大橋、河套區、港深機場鐵路和新界北的新發展區更未有確定的時間表。

事實上，大家關心曾特首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除了宣揚各項進展之餘，能否誠實面對十大基建面臨的挑戰，從而因應調整。

一、 深港願景的落差

深圳市剛在上月公佈了《深圳國家創新型城市總體規劃(2008-2015年)》，把自主創新作為深圳市發展的主導戰略，而其中重點是加快城市環境建設，創造最佳人居環境，吸引高級人才聚集。深圳的發展主軸在於東、西、北三個方向，保留河套區的環境資源反而成為知識界主流的呼聲。這邊廂，就在香港舉行的諮詢會上，新界原居民開始質疑，政府開發人煙全無的邊境河套區是否意味要拖慢新界北的發展，幾個零散的所謂新發展區究竟能有甚麼成效？專業人士則指出全國高鐵的香港站明明可以設在錦上路，以發展元朗、錦田一帶成為副都市中心，為甚麼非要把總站設在西九的地底，強迫三百多萬新界人北上內地時須先往南走十多公里到九龍上車？

簡而言之，深圳前瞻性的願景已經使香港的規劃相形見拙，為最少四個項目添加變數：河套區、新發展區、全國高鐵和港深機場鐵路。

二、 市場投資意欲萎縮

過去一年進展較大的五個項目均有一個共通點：原先預計的私人資本投資影影蹤全無，政府須承擔全部投資。港珠澳大橋放棄招標，啟德郵輪碼頭招標失敗，西九推倒重來後由政府獨攬，沙中線和南港島線由政府全資興建，再租予港鐵營運。本來由政府投資基建並非壞事，但這意味著項目毋須按照市場規律經過風險評估，項目是否可行全由曾班子說了算。按照目前低透明度的做法，工程部門不能向公眾公佈詳細可行性研究，提交立法會的有限資料亦沒有熟悉專業的議員認真斟酌。由於政府高層不尊重專業意見，因外行領導內行而出現決策失誤的風險大增。

「願景貧乏症」隱憂

三、 工程界憂慮忽冷忽熱

工程界很多資深人士已經憂慮，政府不惜一切地推行十大基建，將會使投資額從目前每年兩百多億大幅飇升至兩、三年後的四、五百億，屆時創造的新價值只會跑到外來的公司和勞工手上，與政府聲稱為本地行業帶來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背道而馳。況且十大基建原來的內容就已經遺漏了很多有利環境質素、能夠惠及更多工程專業的項目，例如高效焚化爐、淨化海港計劃生物處理工程、應對氣候變化工程、改善社區設施的小型工程等等，若果曾班子沒有按照專業意見及時調整基建項目的內容和進度的政治勇氣，將會使香港走上不少冤枉路。

深圳市社科院院長樂正指出，河套區的綠地是緩解深圳巿中心區熱島效應的主因；他的見識也同時反照出特區高層規劃基建時患上的「願景貧乏症」，從來未有深究「為何發展」、「為誰發展」的根本問題。今年施政報告的最大憂慮，是曾特首繼續把口號式的十大基建視為首長工程的政治任務，不惜代價也要「頂硬上」，變成「後金融海嘯期」尾大不掉的包袱。

「政壇新秀」打破迷思

上週六應香港電台邀請出席了「政壇新秀訓練班」節目，與一班熱心的年青人一起討論財政預算案。節目主持人是張寶華和程振鵬，同時有十多位政壇新秀參加，熱鬧非常。整整一個小時的討論不但見證了年青人的活力，他們關心的議題從人口老化，貧富不公，環境污染以至財政紀律等無所不包，打破了一般人認為時下年青人不關心政治的迷思。如有興趣聆聽節目內容，可登入：www.rthk.org.hk/rthk/radio2/YoungPolitican/20080223.html

(《第189集》嘉賓：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公共專業聯盟主席黎廣德)

舊胡同內的新方向

(原載於 信報　2007-10-16 第21頁)

「脫胎換骨」-這是政府高層在上周施政報告發表前對曾特首的期許。弔詭的是，曾特首在上周三立法會議事堂內宣布要打造「新香港人」，似乎並未有讓他「脫胎換骨」，但是在兩天後電台錄音室發表的「民主變文革論」，卻顯然讓市民對他「另眼相看」。　　今年的施政報告勾勒了未來五年特區政府的施政大計。「三個堅持」、「十大建設」、「進步發展觀」和「香港新方向」都是曾特首希望港人銘記於心，甚至讓他名垂青史的宏願。

　　曾特首的「進步發展觀」表面上處處有胡錦濤主席上任以來推行的「科學發展觀」的影子，但一落實到政策建議，卻又大相逕庭。他強調以基建帶動經濟發展，以活化帶動社區發展，和以助人自助理念推動社會和諧。曾特首的第一個堅持是「以經濟發展為首要目標」，否則「其他一切願景都只是空談」。顯然在他的心目中，一切環保、保育、扶貧、公義的目標都與經濟發展都有先後與主次之分。

　　先看施政報告中的重頭戲十大建設。十大建設是「五虛五實」—只有五個項目在曾特首任內有具體動工的時間表，其他五個會否落實已非他所能左右。這些項目離不開修橋築路，土地開發，卻沒有包括一些市民熱切期望，有利環境改善的項目，例如討論了十八年的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乙的生物處理設施。很多社區迫切需要、有助減低貧富不均的基建，例如東涌醫院、天水圍的全日托兒中心和觀塘的表演劇院也不在優先之列。

　　與其在十大建設中包含遙遙無期的五虛項目，何不替換上這些有利環保、有助扶貧的建設，使拼湊而成的十大建設成為「十大可持續建設」，加快上馬，糅合經濟增長、環保與公義的目標。

施政理念兩大盲點

　　只要拋開口號、仔細檢視報告內具體承諾的行動，不難察覺到特首施政理念的兩大盲點。

　　第一個盲點是混淆「發展」與「開發」兩個概念。

　　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提高人民生活質素，可以用國際公認的指標量度。例如，五年後香港人均工資能否提高？一百三十萬的貧窮人口能否減半？每年一千六百人死於空氣污染的數字會否下降？香港在「可宜居城市」的排名現是第四十一位，可否跳升十位？

　　但開發是粗放型、不計較效益的投資。開發不但不計算社會和環境效益，對經濟效益亦只會含糊其詞，但求在投資過程中有人上下獲利。香港近年落成的基建的使用率全部大幅低於預期 - 從西鐵到西部通道，從落馬洲支線到機場博覽中心 - 這並不表示這些建設一定沒有長遠效益，但這是一個重要的警號，提醒官員注意：香港已趨成熟的經濟體系對於硬件基建的需求正在轉型。

政府角色大幅墮後

　　十大建設究竟是開發還是發展？對可持續發展指標有多大效益？還有待政府向公眾詳細交代，不能以長官意志未審先判。

　　施政報告的第二個盲點是政府角色大幅墜後，未能與時並進。

　　儘管曾特首開始強調企業社會責任，但他始終將立法視為洪水猛獸、迫不得已的手段，而非推動發展的工具。在全球化的格局下，企業的影響力日益膨脹，政府不能不更積極以法律手段處理市場失效的問題。無論在環保、能源、勞工和滅貧議題上，政府均不能坐視，任由市場失衡而加深社會矛盾，這是國際社會推行可持續發展的共識。

　　例如、加州的前瞻性立法推動了企業開發新技術，生產低排放汽車；歐盟的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促進了節能材料的開發。英國和愛爾蘭政府深明單靠增加就業機會不能解決在職貧窮的問題，所以在過去幾年分別推出最低工資法案。

　　環保局開始就廢物管理、電力公司減排和建築物能源效益進行立法，是走對了積極的一步。特區政府會否視此為改變角色的起點，以同樣積極的態度加速公平競爭和最低工資的立法？

　　曾特首在施政報告內沒有忘記引述胡錦濤主席的訓話。胡主席的科學發展觀，可能源於他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不僅看到車水馬龍的繁盛，更因看不透天安門廣場的煙霧而體會到環境質素不但影響奧運，更威脅國運。

　　但願曾特首不會是一位迷失在北京舊胡同的遊客，口裏嚷着要找出新方向，卻未醒覺手裏拿著的地圖早已過期。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

 

 

從港商之死看「港深融合論」的盲點

(原載於 信報　2007-8-20 13頁)

本月十一日本港廠商利達公司的張姓合夥人在佛山工廠倉庫上吊身亡，肇因是該公司的一批玩具被指含鉛量超標而被美國 Mattel 公司勒令回收，以致所有產品被暫停出口，估計虧損達二點六億元人民幣。此事眾說紛紜。究竟港商是否因管理不善而走投無路？是因被賣顏料的老友害死？還是中美貿易戰下的犧牲品？

　　在港商自殺的同一周，智經研究中心在特首曾蔭權號召香港向一千萬人大都會目標進發後不足一個月，發表了一份「建構港深都會」的研究報告。港深兩地政府隨即舉行以「共建國際大都會」為主題的港深合作論壇，由署理行政長官唐英年公開呼籲深港融合，建設成擁有三千二百萬平方公里及二千萬人口，超倫（敦）趕紐（約）的國際都會。特區政府一直未有就 張 先生之死發表評論，究竟這是私事一樁，還是大趨勢下必然中的偶然？

可持續消費與生產模式

　　聯合國在一九九二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高峰會上，推行可持續消費與生產模式就被確認為全球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此後，可持續消費運動在全球，特別是工業化國家陸續開展。一九九八年聯合國制定了「保障全球消費者的可持續消費指引」，強調產品安全與及對社會、環境的責任。在二○○○年，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親自敦促大企業簽定「全球契約」（Global Compact），履行企業對勞工、環境、人權與反貪腐的責任。在消費者覺醒與國際社會的推動下，企業社會責任的呼聲透過全球商品生產的供應鏈，滲透到所有生產國的大小企業。

　　以歐盟為例，由於消費者對產品安全的關注，從今年 六月一日 起開始實施新的「歐洲化學品管制條例」，將消費者安全的責任推向入口商和生產商，只要任何產品涉及超過三萬種化學品中的任何一種，均需要逐步實行登記、驗證和監測的程序。歐洲入口商將責任層層往上推，許多在珠三洲進行加工出口的廠商均需面對新法例的影響。

　　由此可見，美國玩具商大幅回收超標產品的舉措，實在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利達公司的遭遇，自有其未為人知的因由，但從全球可持續消費意識上升，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日益高漲的大格局觀察，卻又豈屬偶然？

　　值得關心的是，既然大趨勢由來有自，聲稱要擔當「市場促進者」的特區政府，究竟扮演過什麼角色？港府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態度一向是放任自流，既未有制訂政策，亦從不鼓勵港商參加一些類如「全球契約」的國際協定。

　　為了適應新趨勢，歐美多國卻開始興起由商界、政府和公民團體（例如勞工組織和環保團體）共同組成多方持份者聯盟，以推動企業實踐社會責任，降低商業風險，提高公信力的新舉措。

　　而近年更冒起了「責任競爭力」（Responsible Competitiveness）的概念，正是確認了在新的全球化競爭中，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可以成為提升競爭力的有效手段。但在實施時需要掃除許多政策障礙，必須由當地政府提高管治水平，積極參與。例如，英國在一九九八年由國家國際發展部支持成立「良心貿易聯盟」（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現有近四十家企業（綜合營業額超過一千億英鎊）及二十一個非政府組織成員，為協助企業實踐社會責任出謀獻策，並制定新標準。

　　可持續消費與企業社會責任的潮流代表一種新價值的冒升：對環境的關顧、對社群的承擔是取得社會認可准予經營的「許可證」；凡事只講求滿足法例最低標準的年代已經過去。

　　對本地廠商來說，應付這些新挑戰有多種方法。下策是消極看待新價值的崛起，由個別廠商按照日益嚴峻的國際標準提升供應鏈的管理水平以符合買家要求；中策是積極面對新價值的挑戰，由廠商聯合一起與買家斡旋，爭取更寬鬆、公平的責任分配機制；上策是將新價值為我所用，由政府支持、聯同勞工組織與環保組織成立多方持份者聯盟，主動制定國際認可的生產標準，利用國際社會對香港法制與專業水平的信心創出新的香港品牌，提升整體的責任競爭力。

　　 張 先生的不幸顯然發生在以下下策作為集體應變方案的大環境中。

　　為什麼香港政府和商界對這些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似乎無動於中？或許可以從「港深都會」的宏大構思中尋出端倪。

　　根據特區政府宣示的邏輯，以倫敦、紐約為座標，超英趕美是一個毋須驗證、不必懷疑的終極目標。當公眾還來不及反應，知識界還未開始討論的時侯，一夜之間，彷彿發展成過千萬人口的國際都會已經變成香港的宿命。

增長與發展負相關惡果

　　國家主席胡錦濤自上台以來，從二○○三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起一直推動一套「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總稱為「科學發展觀」。

　　根據去年十二月《光明日報》有關科學發展觀的論述：「傳統發展觀只是一種經濟發展觀，同時也是『物本主義』的發展觀。它以單純的經濟增長為價值目標，將社會發展歸之為經濟發展，將經濟發展歸之為經濟增長。然而，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必然使人們飽嘗『有增長無發展』甚至『增長與發展負相關』的惡果。而傳統發展觀的一個致命缺陷就在於，它關注如何發展得更快，而對於『為了什麼而發展』和『怎樣發展才是好的發展』這樣一個目的論、價值論問題並不關心。」

　　細看智經中心「建構港深都會」的研究，報告內唯一的量化模型分析是自認「結果有可能不精確、不完全」的經濟效益分析。按此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港深都會將會在二○二○年排名全球第三位，超越倫敦、僅次於紐約和東京，以此印證港深都會的優越性毌庸置疑。

　　這是不折不扣地將經濟增長掩蓋可持續發展的思維，應驗了胡主席科學發展觀指出的死穴。

　　對大部分港人來說，從親身經驗便可以回答為何發展、為誰發展的問題：改善居住環境、清新空氣、綠化社區、鄰里和睦、子女教育無憂、穩定就業、降低貧富差距、公平分享經濟成果、讓年輕人對前景充滿希望。這些實實在在提升生活質素的目標，「建構深港都會」能做到嗎？研究報告和特區政府都沒有提供答案。

香港「不宜居」

　　根據《經濟學人》的調查，全球最宜居城市的排名雙冠軍是溫哥華和墨爾本，香港排名第四十一位。港深都會能使香港變成更適合居住的城市嗎？一個以人為本的政府自會把這問題置於首位，可是特首似乎並不在意。

　　港商之死與港深都會的大開發思維暴露了同一套價值缺失：片面追求經濟增長、漠視以人為本的承擔、昧於世界潮流、欠缺全球視野。　　 張 先生的不幸難以挽回，但香港毋須重拾五十年代「大躍進」、「超英趕美」的思維來指導發展。建立文化自信，以自身的核心價值為座標，重新檢視為何發展、為誰發展的命題，是對香港公共管治的最大挑戰。公共專業聯盟主席　

 

 

發展局的四大任務兩大挑戰

(原載於 明報　2007-5-30 A30頁)

特首曾蔭權正式建議新增一個發展局，以推動大型基建。發展局將統領工務、地政、規劃及古蹟保育部門。「發展」容易引起人們美麗的憧憬，但什麼才是切合公眾期望的可持續發展，才是關鍵所在。

按照曾特首宣稱由下而上制訂政策的方式，總結過去幾年香港市民對重大議題的取態，已經足以替發展局歸納出4 大任務：

一、提升都市生活質素

3 年前由當時政務司長曾蔭權擔任主席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進行過一次有關「都市生活空間」的諮詢，超過七成市民寧願付出經濟代價，以降低市區發展密度和提升生活質素。

近年來市區居民的不滿節節上升：如何減低屏風樓？如何通過市區重建降低而非增加建築密度？如何擺脫邊填海、邊修路、邊賣地的惡性循環和隨之而來的交通死結與路邊空氣污染？如何面對全球變暖的新挑戰？

二、改革新界土地使用模式

新界鄉郊的風貌愈來愈近似第三世界國家——具生態價值的土地變成堆填區、貨櫃場，已發展的土地卻受制於丁屋政策而未能充分利用。最近鄉議局與環保團體破天荒共同倡議成立保育基金，正是目前困局的最好寫照。發展局若果不能解開丁屋的死結，不能大刀闊斧為自然保育投放資源，便只會在新界的發展處處碰壁。

三、確立文化保育定位

目前的古物古蹟條例沿自70 年代，早已過時。其實多年來民間團體已倡議不少可行的保育機制，例如交換發展權、公私營合作、管理協議和保育基金等。發展局若果不放棄「地產主導、重商輕民」的政策思維，不正面肯定日益高漲的新文化歷史意識，不制定全面的保育機制便強行加快工程計劃，結果很可能因快得慢。

四、將傳統基建轉型為可持續基建

香港已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的經濟體系，目前面對最嚴峻的挑戰是環境惡化引發公共健康危機，和貧富分化導致社會失衡。我們究竟還需要多少修橋築路、土地開發等傳統基建？

加快發展的最佳辦法莫如推動有助改善環境、有利社會公義的可持續基建。只要發展局長能夠擴闊思維，把減廢、節能、排污、沙中線鐵路、電子道路收費等項目包括在計劃之內，再從速按照符合環境公義的原則調整西九、東南九龍、中環灣仔填海區的計劃，未來5 年的基建工程便可以成為整合城市願景的契機，而非分化社會的「潘朵拉盒子」。

即使新任發展局長能夠認清上述四大任務，他仍然需要面對兩項挑戰。

第一項挑戰是改革已經失效的民意諮詢制度。

公民社會日益成熟，由政府一手操控的城市規劃、保育與環境決策諮詢模式已經落伍。發展局應該參考正在歐洲200 多個城市推行的「可持續社區」運動，將政府主導的民意諮詢模式變革為持份者主導的公眾參與模式。發展局能否將現行政府擔當的「操控者」角色，改造成為公眾利益的忠實「促成者」？將會是成敗的關鍵。

新局長的第二項挑戰是要決定他的「忠誠」放在哪裏？

在現行特權利益掛帥的體制下，特首自然難以抵受以發展利益作為政治交換的誘惑，更難以抗拒推行形象工程的「雄心壯志」。發展局長究竟會否對特首的政治要求抱有毫不保留的「第一種忠誠」，抑或能夠堅持對香港市民的「第二種忠誠」，為子孫後代把關？這是最大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