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業拖延減碳難辭其咎

黎廣德                 公共専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香港人今夏有幸避過了超強颱風「天兔」的災劫，菲律賓卻受盡太平洋史上最強颱風「海燕」的蹂躪。氣候變化帶來的災害越來越明顯，今年九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發表了第五號報告書，不但確認了地球變暖「極有可能」是人為因素做成，更指出了人類社會採取行動避過浩劫的機會窗口很可能在不足十年內消逝。

氣候變化的成因及影響錯綜複雜，但只須記著一組數字便明白危機有多近：聯合國早已定下目標，對比工業革命前的平均氣温，全球變暖不能超出攝氏兩度；要達成這個目標，人類排放二氧化碳的總「配額」只得一萬億噸。自從二百年前的工業革命之今，我們剛好用了一半配額，按照現今的發展速度，剩餘的一半配額約在五十年內便會耗盡。

所以我們要讓子孫後代活得安全(雖然「天兔」或「海燕」仍會不時到訪) ，只得一個選擇：未來十年內碳排放必須見頂，然後開始下降，並在六十年後基本變成「零碳經濟」。這個目標看來像天方夜譚，卻是聯合國三千多名科學家的共識。

從「海燕」可見，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並非科學家的空想。今年五月，台灣中央研究院有科學家提出避災規劃，建議從台北市開始，由市政府帶頭撤離三份之一人口。今年六月，紐約市長彭博發表報告，因應去年颶風桑迪引致190億美元損失的破壞，採取一系列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否則到了2050年，同樣的颶風會令紐約損失900億美元。根據香港科技大學的研究，若果海平面上升一米，珠江三角洲的損失便逾2萬6千億元人民幣。

航空業碳排放  缺乏監管

交通運輸業是碳排放大戶，其中航空業佔超過一成。雖然航空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佔全球約百份之二，但該行業在歷史上對氣候變化的「貢獻」，則近全球百份之五。國際航運是交通運輸業中碳排放增長最快的一環，估計至2050年會較2010年高出4至6倍，兼且因為它的跨國性質，個別國家難以監管，所以過去沒有納入《京都議定書》的減排目標之內，做成「無王管」的大輻增長。

2009年筆者率領香港民間代表團往哥本哈根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當時全球航空業誇下海口，包括代表230家航空公司的「國際航運協會」、機場、空管服務商與飛機生產商聲稱達成協議，承諾三個目標：由即時起至2020年燃油效率每年改善百份之1.5，2020年後以購買碳信貸的方式令碳排放量見頂並開始下降，到2050年碳排放量比2005年減半。

可是雷聲大、雨點小，航空業本來承諾2010年確定行動計劃，卻全部泡湯。

對氣候變化談判一向最積極的歐盟按捺不住，宣佈從2012年起對所有飛往歐洲的國際航班徵收碳税，美、中、俄等國為了維護本國航空公司的利益，威脅實施貿易報復。歐盟讓步暫援實施碳税，等待「國際民航組織」在上月召開三年一次的大會。結果在大會上各國民航業達成一個細節欠奉的協議，承諾在2020年建立一個航空業碳交易市場，希望換取歐盟放棄碳税。

歐盟實施碳稅  航空業拖後腿

但各方角力還在繼續，因為歐盟隨後宣佈修訂方案，從2014年開始向國際航班飛入歐盟境內的航程里數(而非整段航程) 計算碳税，已經抗拒減排行動十多年的航空業是否繼續拖後腿，還在未知之數。

本港航空業的碳排放量高踞全球前列位置，赤鱲角機場躋身全球碳排放量第三位，去年碳排放量為1036萬噸，僅次於倫敦希斯路和杜拜機場(為免重複計算，只計入以該機場為起點的航班的排放量)。相對於每年全港約4200萬噸的碳排放量，赤鱲角機場足令全港排放增加四份之一。那麼，香港機管局有何對策，如何實踐2020年碳排放見頂，到2050年減半的全球航空業承諾？興建第三條跑道對實現這些承諾有何影響？

遍尋機管局的網站和年報，找不到2009年全球航空業的哥本哈根承諾，最具體的「減碳行動」是：『2008年，機場管理局簽署了《航空業就氣候變化的行動承諾》，以響應這項全球計劃，力求紓緩航空業對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詳情請瀏覽Enviro.aero 的網站。』。到了該網站，只有一些務虚的說明，細節欠奉。 此外，機管局網頁內最顯眼的一段是『機場於2013年獲國際機場協會頒發「機場碳排放認可計劃」的「優化」級別證書，管理及減少碳排放工作備受認同。』顯然機管局管理層頂多把眼光放在機場運作，對於航空業的碳排放含糊其詞，對第三條跑道引致碳足跡增加的影響更企圖置身事外。 第三條跑道碳排放  相當全港五年總量 須知機管局並非一般商業公司，而是特區政府成立的法定機構，由政府全資擁有，代表政府執行政策和管理資產。政府兩年前已經提出要將全港碳強度在2020年減低百份之50至60，雖然當時未有明確包含航空業，但政策方向很清晰，機管局不能背道而馳。 事實上，機管局的取態正好反映出現時特區政府的問責缺口：機管局主理第三條跑道項目卻毋須為政策目標負責，運輸及房屋局負責制定政策卻把項目下放給機管局主理，環境局制定減碳目標卻與運房局完全割裂。 有見於此，由三個團體組成的《社會代價及回報評估小組》決定把第三條跑道項目的碳足跡列入評估範疇。由於國際上評估碳足跡的方法學已相當成熟，小組聘請的英國顧問亦有評估倫敦希斯路機場的經驗，所以儘管機管局未有向研究團隊提供額外數據，評估過程堪稱順利。為方便與機管局的數據對比，小組採納了機管局沿用的2012至2061年航班預測數據，估算出因第三條跑道項目而額外產生的碳排放量約為2億1600萬噸，相等於全香港七百萬人共五年的總排放量。 究竟這巨額碳排放量對氣候變化有多大影響？香港市民須為此付出多少社會代價？對第三條跑道項目的回報效益有何啟示？將在下文詳細探討。

社會代價及回報評估系列‧之二

作者是《社會代價及回報評估小組》召集人

香港地球之友、香港海豚保育學會及獨立智庫公共專業聯盟牽頭和英國智庫新經濟基金會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合作，為香港首次引進《社會代價及回報評估》（SROI），探討第三條機場跑道的利弊。

[原刊於《信報》, 2013年11月28日]

伍珮塋的勇氣對「公益揭弊」的啟示

黎廣德                 公共専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為政府撰寫免費電視發牌研究報告的顧問公司總監伍珮塋打破沈默，指出政府官員斷章取義，隨後特首梁振英表示會「跟進」和「處理」，局長蘇錦樑重申顧問公司的保密責任，大有秋後算帳之勢。政府一向視外聘顧問為「租來的槍手」，萬料不到有人敢在權力面前講真話，所以可能不惜一切反擊，製造寒蟬效應。這場角力不僅影響諮詢顧問的專業定位，更關乎公帑運用是否得宜，公共利益誰來捍衛，揭弊者缺乏法律保護等一系列課題。

伍珮塋處理傳媒查詢非常得體，她至今未有披露報告內容，只是點出政府利用報告誤導公眾的要點，政府不易指控她違反保密協議。但關鍵不在於顧問合同條款是否有灰色地帶，而在於了解內情的專業人士，可否基於公眾利益而披露政府官員刻意隱瞞的事實，但同時享有免受報復的保障，這正好與國際上熱烈討論的「保護吹哨者」(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息息相關。

特區政府花公帑外聘顧問，代表官員承認官員能力不足，或至少未有餘力進行制定政策所需的研究分析，所以要倚賴更懂行的專業人士。政府不是萬能，所以倚賴外援無可厚非，但很多官員養成陋習，不尊重顧問的獨立分析，意圖用長官意志影響研究方式或結論，甚至在研究完成後秘不外發，方便斷章取義來迎合上級的政治決定。

政府濫用顧問研究   變本加厲

這些行徑在回歸後變本加厲，例如中央政策組把很多顧問報告放入黑箱，令不少學者白費心血但敢怒不敢言；鄭汝華主理的運輸局對高鐵的財務、交通和可行性報告遮遮掩掩，避重就輕；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採用不符實際的假設來低估污染影響，以及大埔龍尾人工泳灘環評報告內的錯漏，都留下官員插手干預的痕跡。類似事例俯拾皆是，但專業顧問敢於逆官意說真相的情況卻絕無僅有。

須知這些報告並非官員私下花錢買的玩具，而是用市民公帑、動徹過千萬元的昂貴研究，原意是用來釐清事實，彰顯公益，令政策更乎民意。因此，若果負責研究的獨立顧問發覺官員扭曲事實，或引用報告時明顯違背公眾利益，他們是否有說出真相的權利與義務？

國際上對「吹哨」或「揭弊」的定義，不但針對公營機構或私營企業內貪污舞弊等違法行徑，更包括政府濫權、濫用公帑、浪費資源或因利益衝突而危害公益的行為，當事人只要掌握證據和合理相信這些行為屬實，都應該在披露真相後獲得免於刑責或打擊報復的保障。

對於這些堪稱為「真相鬥士」的揭弊者，他們對公益的貢獻往往鮮為人知。根據統計，全球三份之一的舞弊個案都因揭弊者而公諸於世，比所有核數師、保安人員或警察所揭發的案件總數還多。單在美國，自1986年起揭弊者令政府討回被詐騙或浪費的公帑已達350億美元。

揭弊彰顯公益    立法保護大勢所趨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本月初發表了一份有關歐盟各國為揭弊立法的調查報告，發現27個國家內有4個訂立了全面的專門法例保護揭弊者，另有16個提供有限度的法律保護。歐洲議會在上月通過議案呼籲各國提交保護揭弊立法的時間表，成為勢不可擋的潮流。

記者多次追問伍珮瑩，是否害怕往後「冇政府生意做」。其實這條問題反映了社會上的危險心態，接受了官員對不聽話的顧問打擊報復實屬正常。大家忘記了政府官員有秉持公正的責任，趕絕敢於講真話的顧問等於送錢給甘願講假話的庸才，正是浪費公帑的劣行。所以記者實應追問梁振英和蘇錦樑：「你如何確保像伍珮瑩一樣講真話的顧問能被政府重用，令官員獲得獨立客觀的研究分析？」

大家越擔憂香港禮崩樂壞，越須催促政府訂立揭弊保護法。試想，若果揭弊者毋須擔心打擊報復，許仕仁、湯顯明、曾蔭權等橫跨多年的涉貪或浪費行徑，可能於案發初期被揭露，省回公帑之餘更能早日撥亂反正。海事署部份官員十多年來敷衍塞責，若在南丫海難前被揭發糾正，能救回多少人命？

當權者不高興被揭瘡疤，大企業不高興商譽受損，所以真相鬥士的主要盟友是公民社會。很多人佩服伍珮瑩的勇氣，對她最好的回饋是付諸行動，不要讓揭弊者孤單。

[原刊於《明報》, 2013年11月29日]

軍事碼頭危害工商界利益

黎廣德                 公共専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中環軍事碼頭的爭議越演越烈，繼有二萬名市民反對後，城規會從上週開始審議，由於主席周達明實施前所未有的十分鐘發言時限兼且強行「熄咪」，民間關注團體拉隊離場後要求取消時限和兼任發展局常秘的周達明避席。拖延一周後政府仍然拒絕回覆，結果團體舉辦「民間城規會」，令本已被不少人視為政府橡皮圖章的城規會的公信力蕩然無存。

由於今次爭議的是非曲直需要追溯過去十多年的規劃歷史，很多人不明原委，以為只涉及中環海濱三萬多平方呎的休憩用地，即使讓給解放軍使用亦無傷大雅。但只要了解此事的本質，便明白事關重大，不僅有損工商界的發展，更會催化「一國兩制」的質變。

先看整件事的時序：從2000年政府發表《中區（擴展部分）分區計劃大綱圖》開始，前後修改了七次都把海濱劃為休憩用地，最後一份S/H24/7草圖在2012年3月17日刊憲。梁振英在2012年3月25日當選特首，直至2013年1月25日政府向城規會提交文件第八次修訂草圖，才首次提出把中環海濱劃作軍事用地。因此，政府擴大軍事用地，肯定是在梁振英當選特首後的新主意，更是他在去年7月1日上任後作出的決定。

若果解放軍沿用既定方案，每次軍艦訪港前便需要事先知會特區政府，再由政府刊憲，宣佈碼頭為臨時軍事禁區。但若果中環海濱劃作軍事用地，解放軍便擁有「隨意靠泊權」：無論軍艦任何時候進駐中環，都毋須知會港府。再進一步，解放軍可以令「駐艦常態化」：把駐港部隊剛於今年中引入的兩艘056A最新型護衛艦，長駐中環成為常態，每艘長89米，並設有直升機起降台。

港人信心持續下跌

自此以後，軍事碼頭的性質有重大變化：由一個只供禮節性訪港的臨時碼頭，蛻變成隨意靠泊常態駐軍的永久設施。將來從中環或金鐘商業區外望，解放軍軍艦成為維港最「矚目」的景緻。

解放軍執行職務不受特首指揮，不受立法會監管，更不受香港法院管轄。根據香港大學民意調查，回歸前百份之21香港人對「一國兩制」表示「冇信心」，中央政府尚且刻意令駐港部隊低調行事，以免刺激港人疑慮；今天對「一國兩制」「冇信心」的市民己飈升至百份之40，試問全副武裝的軍艦常態停泊在商業中心和立法會幾百米之外，會增加或減少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心？

香港是奉行自由經濟的金融中心，資金和人才流動自由，成功與否端賴國際社會長年累月對香港體制和法治建立的信心。電視發牌風波已令商界憂慮，政府不動聲色地改變了角色：從「公平競爭平台」的守護者變成「挑選誰是贏家」的獨裁家長。若果普羅大眾對解放軍的觀感從「人民子弟兵」蛻變為「佔領部隊」，常駐中環的軍艦被視為武力威懾，距金融區、立法會或英美領事館只有幾百米之遥，這對工商界和國際社會的信心有何影響，實在不說自明。

英殖時期香港人對添馬艦海軍基地見怪不怪，因為殖民者在商業中心駐軍，是利用軍艦作為符號象徵，向被殖民者突顯管治權力。今天香港不是殖民地，中央官員亦宣諸於口，希望香港是只談生意，不談政治的「經濟城市」，為何今天特區政府要改變規劃用地，為中環駐艦常態化鋪路？

「文攻武衛」適得其反

未來幾年香港人對普選的訴求必然日趨激烈，這是民怨累積二十多年的結果，無可避免。梁振英用「寧左勿右」的心態解讀中央對港政策，以為利用解放軍駐艦中環作為武裝符號，可以震懾香港人和減低反對聲音，恐怕適得其反。

以香港人的品性，公然反對的市民或許只佔少數，但用腳和用提款機投票，卻是香港人優而為之的表態方式。屆時損失最大的恐怕是已佔香港股市市值過半的中資企業，至於城中富豪是否早著先機，大家可從斷斷續續的撤資傳聞中略猜一二。與此同時，回歸後培育起來的本土意識，令更多中產階層和年青－代拒絕移民，不甘心把香港拱手相讓給「外來勢力」，結果必然有越來越多人對梁振英「文攻武衛」的手段更加反感，強化公民抗命的聲勢。

即使城規會不理民意，在12月中申述會完結後通過修訂，最後中環規劃圖還需要交到梁振英會同行政會議審批，可能拖到明年中。經過免費電視發牌風波之後，民意焦點必然指向行政會議的黑箱作業及梁振英的獨裁作風，特區政府是否能夠承受得起另一次震盪？若果梁振英政府硬闖，等於要求工商界把自身利益捆綁在解放軍駐艦之上，不但有辱無榮，更有「為軍捐軀」的味道，徒令建制陣營四分五裂。

由此觀之，讓軍事碼頭爭議繼續燃燒，可能是梁振英對「和平佔中」運動的最大貢獻。

[原刊於《信報》, 2013年11月12日]

從電視發牌到軍事碼頭的荒謬

免費電視發牌風波還在燃燒之際，梁振英政府硬推中環解放軍軍事碼頭，在城規會召開有史以來最長的申述會，並且破天荒限制市民發言時間，務求在下月中通過，再交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最後定奪，把中環新海濱三萬多平方呎核心地段拱手送交解放軍管轄。

發牌風波的核心是一小撮人的政治計算凌駕大多數人的資訊選擇權，軍事碼頭的關鍵則是當權者混淆防務需要與維穩部署，藉此糢糊「一國兩制」的界線。兩者看似性質有異，但背後是倚仗同一套黑箱，利用同一片遮醜布，挑戰香港人核心價值的底線。

首先是歪曲事實：梁振英在發牌過程中抹殺廣播事務管理局的建議，對顧問報告斷章取義，躲在暗角用「權威人士」發佈訊息，利用建制派議員抹黑港視員 工，種種劣行均已曝露於公眾眼前。政府找不到劃撥軍事用地的依據，索性歪曲歷史，把中英協議中「預留150米海岸線」曲解為「佔用三萬多平方呎公共用 地」，梁振英更把回歸前香港人花了11億元替解放軍從添馬艦搬到昂船洲的海軍基地，與今天駐港部隊額外要求的中環碼頭混為一談，暗示市民應該向中央「謝恩」。

其次是黑箱作業：梁振英誇大行政會議保密制，禁止王維基公開顧問報告，提供藉口給中聯辦向議員施壓，把立法會特權法掃地出門，至今依然拒絕向公眾徹 底交待。政府官員過去表示中環碼頭只是間歇性停泊軍艦，頂多一年幾天而已，但梁振英去年七月上台後密謀改變從2000年起已頒佈的規劃圖，在今年二月刊憲 前一刻都沒有諮詢公眾。

公共專業聯盟今年五月根據「公開資料守則」索取保安局及發展局與解放軍之間，以及政府部門之間有關中環規劃海濱用地的書信來往和會議紀錄，但政府一律拒絕，只表示「如有不滿可向申訴專員投訴」，與梁振英「如有不服可司法覆核」的傲慢同出一轍。

最荒謬的是「一男子凌駕一城人」：發牌真相已經呼之欲出，原來「一男子」的決定足以凌駕全城七百萬人中的大多數，而至今梁班子仍然「不認為政策與民 意有落差」。雖然軍事碼頭仍在審議，但陳茂波早已暗示這是非做不可的「技術修訂」，規劃署亦證實政府可隨時將中環海濱移交解放軍管理，理由是全港土地都屬 中央政府交給特區政府託管，所以連行政會議批地給解放軍的手續也可省略。

假設城規會一如所料通過中區規劃圖，最後圖則是否生效或發還重議，始終需要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決定。過去簽名支持「還港於民」的市民超過十萬人，今次入紙反對軍事用地也近兩萬人，但多數市民還未明白軍事用地是為中環駐艦常態化鋪路，影響深遠，勢令香港變質。

要制止「一男子凌駕一城人」的荒誕劇重演，必須靠香港人站出來，維護公共空間的重要性絕不亞於電視選擇權。對於一個沒有普選授權的政府，行政主導的 權力只是皇帝的新衣，當小孩都懂得大叫「冇着衫」的時候，荒誕劇的演員自會雞非狗走。從顧問公司總監伍珮瑩到中大學生鄧敏琳，我們見到香港人在權力面前講 真話的勇氣正日益高漲。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2013年11月19日]

在權力面前講真話

免費電視發牌風波還在燃燒之際，政府硬推中環解放軍軍事碼頭，在城規會召開有史以來最長的申述會，並破天荒限制市民發言時間，務求在下月中通過，再交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最後定奪，把中環新海濱三萬多平方呎核心地段拱手送交解放軍管轄。

發牌風波的核心是一小撮人的政治計算凌駕多數人的資訊選擇權，軍事碼頭的關鍵則是當權者混淆防務需要與維穩部署，藉此模糊「一國兩制」的界線。兩者倚仗同一套黑箱，利用同一片遮醜布，挑戰香港人核心價值的底線。

首先是歪曲事實。梁振英在發牌過程中抹煞廣播事務管理局的建議，對顧問報告斷章取義，躲在暗處用「權威人士」發佈訊息，利用建制派議員抹黑港視員工，種種劣行均已暴露於公眾眼前。同樣，政府找不到劃撥軍事用地的依據，索性歪曲歷史，把中英協議中「預留150米海岸線」曲解為「佔用三萬多平方呎公共用地」，梁振英更把回歸前港人花11億元替解放軍從添馬艦搬到昂船洲的海軍基地，與今天駐港部隊額外要求的中環碼頭混為一談。

其次是黑箱作業。梁振英誇大行政會議保密制，禁止王維基公開顧問報告，倚仗中聯辦向議員施壓阻止特權法，至今仍拒向公眾徹底交代。政府官員過去表示中環碼頭只是間歇性停泊軍艦，頂多一年幾天而已；但梁振英上台後密謀改變從2000年起已頒佈的規劃圖，在今年二月刊憲前一刻都沒有諮詢公眾。

公共專業聯盟今年五月根據「公開資料守則」索取保安局及發展局與解放軍之間，以及政府部門之間有關中環規劃海濱用地的書信來往和會議紀錄。但政府一律拒絕，只表示「如有不滿可向申訴專員投訴」，與梁振英「如有不服可司法覆核」的傲慢同出一轍。

最荒謬的是「一男子凌駕一城人」。發牌真相已呼之欲出，而至今梁班子仍然「不認為政策與民意有落差」。雖然軍事碼頭仍在審議，但陳茂波早已暗示這是非做不可的「技術修訂」，規劃署亦證實政府可隨時將中環海濱移交解放軍管理，理由是全港土地都屬中央政府交給特區政府託管，所以連行會批地給解放軍的手續也可省略。

假設城規會通過中區規劃圖，最後圖則是否生效或發還重議，始終需要特首會同行會決定。雖然過去簽名支持「還港於民」的市民超過十萬人，今次入紙反對軍事用地也近兩萬人；但多數市民還未明白，軍事用地是為中環駐艦常態化鋪路，影響深遠，勢令香港變質。

要制止「一男子凌駕一城人」的荒誕劇重演，必須靠香港人站出來，維護公共空間的重要性絕不亞於電視選擇權。對於一個並非普選產生的政府，行政主導的權力只是 皇帝的新衣；當小孩都懂得大叫「冇着衫」的時候，荒誕劇的演員自會雞飛狗走。從顧問公司總監伍珮瑩到中大學生鄧敏琳，我們見到香港人在權力面前講真話的勇氣正日益高漲。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政府硬推中環解放軍軍事碼頭，引發社會反對。資料圖片

[原刊於《蘋果日報》, 2013年11月19日]

發牌風波觸發移民潮？

移民是人生大事，沒有人會因為少看一個電視台而移民，但相信不少人會因今次電視發牌風波而閃起移民的念頭。

不管王維基最後能否拿到免費電視牌照，至今為止無論你身處甚麼階層，你都有理由提問：這個社會出現的變化是否令我難以在此安身立命，到了非移民不可的一刻？即使不扯上核心價值等大道理，若果看得不順眼、住得不舒懷、自己只有付出鮮有收獲，你還會留戀嗎？

發牌風波引發三個層次的疑慮，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對商界來說，最大的憂慮是政府不動聲色地改變了角色：從「公平競爭平台」的守護者變成「挑選誰是贏家」的獨裁家長。根據梁振英的解釋，今天特區政策 是防止過度競爭，所謂自由經濟倚賴「無形之手」決定優勝劣敗的信念，已被掃地出門。雖然特首和行會不會事事過問，但潛規則改變之後，官員上行下效，將來競 投房委會商舖，申請酒牌餐館牌，以至工程投標，地產商投地，都難免蒙上陰影，官員之手大於無形之手。即使你自問做得全行最好，亦會陰溝裡翻船，這是你嚮往 的營商環境嗎？

對專業人士來說，最害怕沒有程序公義：政府決策中途搬龍門而毋須解釋，等於把專業人士的謀生技能一腳踩碎，因為運用專業知識按照遊戲規則取得最大優 勢，是所有專業訓練的基本目標。但如果你身為港視的律師、工程師、財務策劃師、導演或編劇，你的専業水平與企業成敗扯不上邊，只能成為政總集會的悲情素 材。

對普羅市民來說，最難忍受的是民意不值一文錢：無論12萬人遊行或七成市民支持發牌，既不能令梁振英把行會黑箱和盤托出，亦不能令立法會通過特權法。事實擺在眼前，甚麼公眾諮詢都敵不過特首的「一男子」決定，連電視選擇權也被踐踏，你至今還在痴心妄想「家是香港」？

這三個都是移民的好理由，但想深一層，這更是不能移民的理由。因為若果珍惜既有制度的人移民，便等於把香港拱手相讓給賤視既有制度的人。正如你辛苦 經營一頭家，若因鄰居不守規矩大吵大鬧而搬遷，即使你搬走家當甚至賣掉房子，最後只會讓你不齒的人搬進去，侵佔你一輩子的心血。


留下不容易，卻是改變現狀的唯一希望。




[原刊於《香港獨立媒體網》, 2013年11月12日]

2013-11-09 中環軍事碼頭：黎廣德專訪【新城財經台】

黎廣德﹕解放軍碼頭擴大規劃之謎

【明報2013.11.8】

城規會從本周一開始審議政府提出擴大中環軍事碼頭用地的規劃圖，由於有近2萬名市民反對，其中約1000人會親身出席，所以這次審議勢必成為有史以來最多市民參與的申述會。過往政府遇上同類情，必定會在審議前因應民意修訂方案，即使牽涉政府過百億元收益的重建舊政府總部西座項目，都在申述會前轉，為何今次梁振英政府在民望跌至谷底之際仍要硬闖？

今次爭議其實有很簡單的解決方案，因為解放軍艦隊若按照過往慣例每隔3年訪港1次，政府只需在這幾天把碼頭前地段宣布為臨時軍事禁區，便可滿足駐軍需要而毋須把海濱劃作永久軍事用地，毋須勞煩解放軍全天候派人管理海濱（包括一所公廁），更符合「還港於民」的承諾。陳茂波一直不肯回應，為何不接受這兩全其美的方案。

梁振英上任後 擴大碼頭用地規劃

要解開謎團，先得看整件事的時序。

從2000年政府發表《中區（擴展部分）分區計劃大綱圖》開始，前後修改了7次都把海濱劃為休憩空間，最後一份S/H24/7草圖在2012年3月17日刊憲。梁振英在2012年3月25日當選特首，直至2013年1月25日政府向城規會提交文件第8次修訂草圖，才首次提出把中環海濱劃作軍事用地。

政府解釋過去未有提出修訂的原因是碼頭設計尚未完成，但陳茂波在他4月21日的網誌自打嘴巴，因為他說2010年已經造好設計諮詢區議會，那為何2012年3月第7次修訂規劃圖時依然把海濱劃作休憩用地？因此，政府擴大軍事用地，肯定是在梁振英當選特首後的新主意，更是他在去年7月1日上任後作出的決定。

有論者質疑這是否與「和平佔中」運動有關，但戴耀廷首次提出佔領中環的構思，是2013年1月16日的《信報》文章，而政府在1月25日提出修訂文件前已在政府部門進行了一段時間內部諮詢，所以從時序看「佔中」並非擴大軍事用地的原因。換句話說，梁振英去年中上任後便手調整對港部署，與解放軍商討修訂規劃圖。那麼，只有3萬多平方呎的軍事用地，對解放軍有何價值？

如果解放軍沿用既定方案，每次軍艦訪港前便需要事先知會特區政府，再由政府刊憲，宣布碼頭為臨時軍事禁區。但如果中環海濱劃作軍事用地，碼頭的功能便有兩項實質區別。

其一是「隨意靠泊權」：解放軍軍艦無論任何時候進駐中環，都毋須知會港府，因為海濱用地已屬駐軍管轄，特區無權過問。

其二是「駐艦常態化」：駐港部隊剛於今年中引入了兩艘056A輕型護衛艦，每艘長89米，設有直升機起降台，是解放軍近岸防衛的最新型艦種，目前停泊在昂船洲基地。一旦軍事用地成事，該艦可以長駐中環成為常態。

由此觀之，這片軍事用地雖少，卻令軍事碼頭的性質有重大變化：由一個只供禮節性訪港的臨時碼頭，蛻變成隨意靠泊常態駐軍的永久設施。將來從國金中心或英美總領事館外望，維港最矚目的景致便是解放軍軍艦。

中環駐艦成常態 催化香港變質

英殖時期香港人對添馬艦海軍基地見怪不怪，因為殖民者在商業中心駐軍，是利用軍艦作為符號象徵，向被殖民者突顯管治權。正如今天在直布羅陀，依然可以在市中心看見英國軍艦停泊，象徵英國政府對這片西班牙土地的主權。

回歸後解放軍刻意低調，宣揚「人民子弟兵」形象；一旦軍艦進駐中環成為常態，便難免令人有「佔領部隊」的聯想。解放軍執行職務不受特首指揮，不受立法會監管，更不受香港法院管轄。過去駐港部隊低調行事，香港人可以把疑慮放在地氈底，如果全副武裝的軍艦常態停泊在商業中心和立法會幾百米之外，市民豈能放心？

中環海濱變軍事用地固然令市民損失公共空間，但工商界的損失可能更大。試問有哪一個倚賴自由市場的金融經濟體系，能在軍事威懾下繁榮昌盛？城中大亨的撤資傳聞並非空穴來風。

城規會申述預定至12月中完結，但規劃圖的最後決定權在特首和行政會議手中。香港各界必須讓政府明白，中環常態駐艦對特區管治有百害而無一利，更是香港變質的催化劑。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黎廣德：把香港讓給賤視制度者？

移民是人生大事，沒有人會因少看一個電視台而移民，但相信不少人會因今次電視發牌風波而閃起移民的念頭。
不管王維基最後能否拿到免費電視牌照，至今為止，無論你身處甚麼階層，你都有理由提問：這個社會出現的變化是否令我難以在此安身立命，到了非移民不可的一刻？即使不扯上核心價值等大道理，若果看得不順眼、住得不抒懷、自己只有付出，鮮有收穫，你還會留戀嗎？

優勝劣敗不再真

發牌風波引發三個層次的疑慮，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對商界來說，最大的憂慮是政府不動聲色地改變了角色：從「公平競爭平台」的守護者變成「挑選誰是贏家」的獨裁家長。根據梁振英的解釋，今天特區政策是防止過度競爭，所謂自由經濟倚賴「無形之手」決定優勝劣敗的信念，已被掃地出門。雖然特首和行會不會事事過問，但潛規則改變之後，官員上行下效，將來競投房委會商舖，申請酒牌餐館牌，以至工程投標，地產商投地，都難免蒙上陰影，官員之手大於無形之手。即使你自問做得全行最好，亦會陰溝裏翻船，這是你嚮往的營商環境嗎？

對專業人士來說，最害怕沒有程序公義：政府決策中途搬龍門而毋須解釋，等於把專業人士的謀生技能一腳踩碎，因為運用專業知識，按照遊戲規則取得最大優勢，是所有專業訓練的基本目標。但如果你身為港視的律師、工程師、財務策劃師、導演或編劇，你的專業水平與企業成敗扯不上邊，只能成為政總集會的悲情素材。

民意不值一文錢

對基層市民來說，最難忍受的是民意不值一文錢：無論12萬人遊行或七成市民支持發牌，既不能令梁振英把行會黑箱和盤托出，亦不能令立法會通過特權法。事實擺在眼前，甚麼公眾諮詢都是愚民手段，連電視選擇權也被踐踏，你至今還在妄想「家是香港」？

這三個都是移民的好理由，但想深一層，這更是不能移民的理由。因為若果珍惜既有制度的人移民，便等於把香港拱手相讓給賤視既有制度的人。正如你辛苦經營一頭家，若因鄰居不守規矩大吵大鬧而搬遷，即使你搬走家當，甚至賣掉房子，最後只會讓你不齒的人搬進去，侵佔你一輩子的心血。

留下不容易，但這是改變現狀的唯一希望。

(刊於晴報 2013.11.8)

港式苛政是怎樣煉成的？

港式苛政是怎樣煉成的？

黎廣德 

「苛政猛於虎」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孔子路過泰山，見有婦人在墳前為亡夫亡兒號哭，因而告誡學生，暴政比老虎還可怕。想不到「苛政猛於虎」竟然在二千五百年後出現香港版，只不過因為披了一層現代文明的外衣，直至市民忽然發現電視台無得揀，創意工業被扼殺，才驚覺苛政已經殺到埋身。

苛政的本質是任意權力 (arbitrary power) ，即按照最高長官自訂的準則行事，毋須經過民意授權的機關同意。即使立法會由功能組別掌握否決權，也勉強有點民意基礎。但特區政府很多行政決定毋須經立法會審批，特別在廣播發牌、土地管理、城市規劃幾方面，都是滋生苛政的溫床。

其實行政長官倒行逆施的行政決定又豈止拒發電視牌照，從較早的數碼港批地和賤賣紅灣半島事件，到仍在發酵的解放軍碼頭規劃：政府將市民苦候十年的中環新海濱忽然改劃作軍事用地，便明白這些決策離不開特首的任意權力。

王維基問對了：「到底法律大、政策大、還是特首最大？」可惜現實既畸形亦殘酷：凡須行政决定的事項，特首最大。政策固然由特首制定，法律也只能確保程序公義，但程序公義阻止不了特首自以為是的決定，這就是香港。

王維基期望以司法覆核彰顯公義，未知是太浪漫還是太衝動。即使政府在程序操作上一時不慎讓香港電視勝訴，法院頂多是發還政府重新審議，屆時梁振英跟足程序改變遊戲規則，便可以替拒絕發牌的決定多披上一層法治外衣，這是他爭取的目標嗎？

行政主導變苛政當道

為何中央力撐的特區行政主導，逐漸演變成今天的苛政當道？這有賴三重圈套，共同維護文明理性的幻象，使香港人蒙在鼓裏。

其一是每項決策必有「一籃子理由」：政府無懼市民提出多少正當的道理，它可以堂而皇之照單全收，反正搓圓壓扁的能力在官員手上，理由越多越方便政府自說自話。正如今次審議免費電視牌照，香港電視縱有千百個理由，敵不過蘇錦樑一句「循序漸進」。

其二是每項決策都有「嚴謹程序」：為避免法律挑戰，這些程序例必包括公眾諮詢，而諮詢策略有兩種，不是快刀斬亂麻，便是與市民打消耗戰至大家麻木為止。只要諮詢後的取捨由官員或政府委任的委員負責，便可確保諮詢結果與長官喜好一致。以規劃程序為例，城規會主席由政府官員出任，委員由特首任命，撰寫文件的秘書處是政府部門，最後規劃圖須交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審批，正是由特首牢牢操控卻裝扮成客觀持平的典型架構。

其三是「黑箱決策」，無論是發牌、批地或通過規劃圖則，拿到行政會議或城規會時都是閉門決策，此舉不但方便個別成員逃避向公眾問責，更有利政府在傳媒中間製造「認真討論、嚴肅決定」的印象，掩蓋「一言堂」的本質。曾有傳媒揭發城規會會議即使法定人數不足依然照樣通過決定，究竟行政會議內的討論如何兒戲或荒謬，公眾都一無所知。

文明理性外衣   令市民重複上當

港式苛政的高明之處，是它可以令香港人在三個圈套中兜兜轉轉，跳不出五指山。

即使上週日十二萬市民遊行集會要求「還我公義」，主要訴求不自覺地變成「交代不發牌理由」。相信梁振英必定暗自偷笑，因為用語言偽術交代再交代，正是他的看家本領。大家似乎忘記了他如何交代僭建問題，陳茂波如何交代劏房和屯地問題。用擠牙膏方式把民意拖垮，梁班子駕輕就熟。去年反國教，大家會否要求梁振英交代洗腦理由？

港式苛政的副作用，是為了鞏固任意權力而把三重圈套越圍越密，所以「一籃子理由」越來越多，「嚴謹程序」越來越繁瑣，結果是效率更低，決策更慢，正是香港營商環境每况愈下的底因。

王維基和港視員工若想真要取得電視牌照而非曲線維穩，只得一個辦法，就是倚靠市民力量，用直接行動清楚對焦：「反對苛政、重新發牌」。香港人要走出「苛政猛於虎、電視無得揀」的悲情，必須用普選特首來剷除任意權力，逃避政治等於慢性自殺。港式苛政不是港式奶茶，毋須變成香港文化遺產。

[2013年10月24日]

港人需要怎樣的香港大學？

港人需要怎樣的香港大學？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香港大學任命新校長，一石擊起千重浪，引發了華洋之辯、左右之爭、以至本土與中國之對立。各項評論百花齊放未嘗不是好事，但若因人廢言，或因某些成見而越扯越遠，難免浪費了一次足令香港大學各方持份者自省求變的大好機會。無論是對獨立學府又愛又恨的當權者，赤子之心的莘莘學子、切身利益尤關的教授、愛之深恨之切的校友、無私捐獻或心有所繫的工商巨賈、以至花錢最多卻聲音最弱的社會大眾，都是名正言順的大學持份者。

歸根結柢，在今天的歷史時空，香港人究竟想要怎樣的香港大學？搞不清目標，便難以評價新校長是否合適。

相信沒有人質疑，為香港大學訂立目標須從香港社會的需要出發，即使一百零二年前總督盧吉建立香港大學（今天引發「全球拯救港島徑運動」的住宅改建酒店項目即位於以他命名的山頂盧吉道），明言這是一所位於香港「為中國而立」的高等學府，也離不開香港自身利益的因素。因為替中國培養更多現代化所需的人才，也就是培養當時有利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大環境。這自利的考慮並不貶損「為中國而立」的高尚情操，正如我們今天關心中國民主進程，不會因香港人同時爭取本土民主而顯得自私功利。反之亦然，強調本土利益不等同放棄「為中國而立」的目標。

大學不能抽離社會現實

在網頁上可以找到香港大學的抱負如下：「香港大學躋立國際優等學府之首列，標領亞洲，懷抱中華，曠眼世界。教學科研，是必竭心悉力，交流廣益。期勉于精上求精，開新啟昧，薈萃天下英才，教以成美，樹人淑世，明德新民，止於至善。」這段文字經過無數教授學者推敲，理應無懈可擊。

研精學術，傳授知識，固然是大學的本業。但捨此以外，正如今天一家企業發表涵蓋環境和社會影響的可持續發表報告，務必要披露「實質性」（materiality）影響，即在當今之世，大學影響持份者，和持份者影響大學的重大課題是什麼，切忌泛泛而談或捨本逐末。循此思考，大學的定位便不能只看學術成就、或只談國際排名而抽離社會現實的需要。

有異於百年前由外來統治者掌控的殖民城市，香港社會今天最大的憂慮是迷失自我：核心價值淪喪、政治體制脫軌、城市發展失控、貧富兩極對立，導致林林種種的社會矛盾，從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持續下降可見一斑。社會大眾咸認為大學可以發揮影響力，以學術之尊匡時濟世，這種期望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更加殷切。

香港大學有沒有辜負社會期望？要找出答案並不容易，但以香港大學現有近一萬名教職員和三萬名學生，還未計十多萬名校友，要做得更好的機會隨手可拾，試看下面的三個例子。

港大副教授戴耀廷發起的「和平佔中」運動，儘管個別師生對公民抗命的意見大可不同，但必須承認這運動指涉的課題，即普選落空引發的政制困局，正是全社會不得不面對的危機。「和平佔中」的課題放諸政治學可以論公義，經濟學可以論得失，歷史學可以論功過，為何香港大學內表態議論的教授寥寥可數？

逃避社會議題但求明哲保身

大學內盡皆公共知識分子，不少人卻對社會敏感議題避之則吉，連帶傳媒朋友要找敢於暢所欲言的時事評論者也經常碰壁，這種識時務者明哲保身的取態，正是腐蝕核心價值的毒瘤。港大應是社會上割除毒瘤的最安全手術室，但它的效率如何，有目共睹。

特區政府邀請港大校長徐立之出任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多年，本來可持續發展涉及跨代公義、氣候變化等全球議題，由獨具國際視野的學者帶領社會討論探索，是最合適不過的安排。例如曾出任世界銀行和英國政府顧問，以研究氣候變化經濟學著名的斯特恩勳爵（Lord Nicholas Stern），便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教授，對於英國政府制訂的減碳策略有莫大影響。徐校長不是經濟學家，不宜深責，但他領導的大學內專才無數，為何沒有對這方面的公共政策獨領風騷，值得深思。

本土議題在大學抬不起頭

事實上，不少教授時有微言：大學追求國際排名的代價，是犧牲了關乎本土議題的專門研究（因為國際學術期刊對此少感興趣），更削弱了不少學者廣泛參與公共事務的熱誠，因為加入政府委員會尚可獲得某些受權貴嘉許的無形報酬，但支援民間社群便要放棄學術研究的機會而得不到與心力付出相對稱的評核，這損失對於年輕學者，尤其難以承受。此時此刻，香港要走出困局，正須壯大公民社會，大學的取態是否與社會需要背道而馳？

港大以深圳醫院先行，直接建立據點衝擊內地體制，是一項未完成的試驗。一旦對權力與學術之間的定位拿不準，類似前年八‧一八事件對大學的傷害會以倍數增加。往正面看，若果大學管理層能以學術殿堂的尊嚴頂住集權政治的干預基因，港大深圳醫院有望從最不起眼的透明打包收費與倡導廉潔風氣開始，變成內地醫療改革的起步點，將來受益的內地居民何止以千萬計。果真如此，這試驗不只是履行港大使命，更可印證香港體制的優越性。

要國際視野還是自保專才？

由此觀之，港大挑選新校長離不開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一具國際視野，同時深諳港大「為中國而立」的歷史使命的人文學者，讓港大在香港發展和中國變革史上留下更深刻的足。中策是一學術有成，能為港大力爭國際排名而不落後於人的學者，卻可能與家國社群日漸疏離。下策是一八面玲瓏，為求自保而緊隨建制，但能確保大學資源不減的行政專才。

即使上述排序可能是多數香港人的共識（至少是筆者認識的港大校友的共識），但社會的期望不等同當權者的喜好，梁振英政府的選擇可能顛倒過來，眾人的下策反是他的上策，因為對建制挑戰最少，安全系數最高。

新校長馬斐森教授屬於哪一個層次，相信遴選委員會心中有數；不少校友懷念回歸前離任的歷史學者王賡武教授，一切盡在不言中。

大學由無數持份者組成，由最核心的校長、校董會到外圍的校友、捐贈人，都對港大的未來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知識傳授是教職員的份內事，但價值傳承可以由所有人身體力行。孫中山在一九二三年的演講中說：「我有如遊子歸家，因為香港與香港大學乃我知識之誕生地」。培育傑出人才顯然不在於一位校長，與其多花時間爭論新校長的優劣，不如多為百年前一直耕耘下來的土壤澆水施肥，或許會結出超乎我們今天想像的果實。

有別於港大創立之初，今天香港是一國兩制下的其中一制，所以介入香港即等同介入中國，「和平佔中」如是，可持續發展策略也如是。港大人必須頭腦清醒：我們與至今仍然拒絕普世價值的中央政權之間沒有緩衝，這項現實不會因為來了一位外籍校長而有絲毫改變。

 [原刊於《明報》, 2013年10月13日]

誰願見梁振英今晚慶功？

誰願見梁振英今晚慶功？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為了替解放軍奪取中環軍事碼頭保駕護航，城規會使出陰招，趁在十一假期前夕發電郵給近二萬名已經入紙反對修訂中環軍事用地的市民，要求他們在一週內回覆是否親身出席聆訊(死線是10月7日星期一)，否則喪失發言權利。

這種有違常規的做法令人譁然，因為一般的回覆期是兩週，兼且因十一假期，很多人外遊未返，有人因電郵被spam而收不到消息，有人未及打開電郵，有人無法在指定聆訊日期請假出席。這正好符合發展局長陳茂波的如意算盤：若果出席人數少，城規會便可以當二萬個反對聲音「無到」，操控城規程序，把少數能夠出席會議的市民打發掉之後，按慣例閉門通過修訂，然後由梁振英向解放軍邀功，將中環海濱交給駐港部隊管理，從此這片土地再非受香港法律管轄的公共空間，即使解放軍真開放部份時段讓市民及遊客進入，也須受駐軍法鉗制，喪失所有集會自由、表達自由等公民權利。

但今次聆訊絕不止於拯救中環海濱，若果梁班子今次成功闖關，往後城規會審議發展郊野公園、東北新界、洪水橋新市鎮、九龍塘前李惠利書院地皮或遍佈全港見縫插針式的房屋用地規劃，都可以肆無忌憚，無論多少人反對都當民意無到。

難道公民社會就此跪低，讓梁班子向解放軍邀功？

此時此刻，正是運用創意捍衛公民權利的最好時機。不能出席城規聆訊的市民，可以自拍一段短片講述反對軍事用地的理用，也可以請貓狗寵物出鏡，也可以替家人朋友做一段錄音訪問，也可以搞一套文字幻燈，然後上傳給中環海濱關注組 (www.savecentral.hk)，授權他們代為出席城規會播放。

但切記檢查你的電郵信箱，在10月7日星期一午夜前回覆城規會，先通知他們你會親身出席會議，因為你可以稍後才告訴城規會誰是你的授權代表，找不到朋友代為出席的市民，可以請中環海濱關注組代勞。只要你在10月底前上傳錄像或錄音檔案給關注組，便會收到授權代表的資料，給你通知城規會。

除了已入紙反對的朋友，中環海濱關注組更歡迎全港市民自拍創意錄象，表達「反對軍事用地、守護中環海濱」的決心，關注組會拿到城規會聆訊上播放，讓委員和官員聽清楚香港人的心聲，詳情可於下週到關注組網站www.savecentral.hk。

大家緊記提醒身邊的朋友，不要因為錯過10月7日死線而喪失權利。否則梁振英和陳茂波，大可在今晚慶功，預祝完成中央註軍擴大中環「版圖」的任務。

[2013年10月7日]

 

勿讓陳茂波今晚向解放軍預祝勝利

勿讓陳茂波今晚向解放軍預祝勝利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梁振英政府去年底偷步興建中環軍事碼頭，今年二月刊憲修訂中區規劃大綱圖，乾脆將三萬多平方呎中環海濱休憩用地改劃為軍事用地，至今已有近二萬名市民向城規會提出反對。發展局長陳茂波不但沒有順應民意撤回修訂，更於上週一通知已遞交意見的市民，要求所有人在今天回覆是否出席城規會於11月4日起展開的聆訊，否則便喪失申訴的權利。

陳茂波的如意算盤很簡單：只要市民沒有打開電郵，或忘記在今天限期前回覆，或無法請假在指定日期到城規會，政府便可以一如既往操控城規程序，把少數能夠出席會議的市民打發掉之後，閉門通過修訂，然後向解放軍邀功，正式將中環海濱交給駐港部隊管理，從此市民再踏足這片土地，便受駐軍法鉗制，動彈不得。

一直以來，城規會由政府操控，主席一職由發展局常務秘書長把持，
29名非官方委員全部由特首委任，還加上7名官員。梁振英曾高調批評反對修訂的香港人「不顧歷史」，陳茂波更在網誌向關注團體高呼「豈有此理」，大家能相信城規會可以忤逆長官意志，舉行公正聆訊嗎？

為今之計，要令政府懸崖勒馬，只得一途：收到通知的市民，趕緊在今晚午夜前回覆城規會出席聆訊。即使預計屆時難以請假，也先回覆親身出席，再在稍後委託授權代表，或自拍創意短片，交由中環海濱關注組代向城規會陳情
(詳情可到網站 www.savecentral.hk)。

設若有3000名市民出席聆訊，平均每人發言10至30分鐘，便需用上125天，由今年11月起直至明年中，屆時陳茂波再無法裝睡，非正面回應市民訴求不可。這種接力發言的方式並非「拉布」，而是由公民行使城規條例賦予的權利，亦不妨礙城規會處理其他議程。

早於1991年，政府已經完成顧問報告，指出城規制度千瘡百孔：欠公眾參與、欠透明度、欠獨立性、欠執行力、欠補償機制，必須從速改革。但政府一直拖延，要把改革分三輪進行，到了2003年才做了小修小補的第一輪修訂。當時政府答應了2004年對城規條例作第二輪修訂，增加城規會獨立性和改變委員任命方式，誰知由孫明揚拖至林鄭月娥再拖至陳茂波，至今無影無蹤。

城規制度由政府操控，是香港城市發展陷入種種矛盾的根源。例如市民要求保育郊野公園，但城規會最近不顧民意，在批准西貢規劃大綱圖增加丁屋用地和批准山頂盧吉道改建酒店的兩宗事件上，已經牽起了破壞郊野公園的惡例。若果陳茂波在今次聆訊成功闖關，往後城規會審議九龍塘前李惠利書院地皮、東北新界發展、或遍佈全港見縫插針式的房屋用地規劃，都可以遇神殺神，遇佛殺佛。

所以今次行動的意義，遠不止於拯救中環海濱，而是關乎民主規劃的一場硬仗，考驗公民社會的自發能量。

但此時此刻的陳茂波可能正暗自慶祝，因為大多數市民在短短幾天國慶假期，根本來不及回應，只要城規會收不到回覆，他便大功告成。駐港解放軍能否開香檳進駐中環海濱，今晚午時便有分曉。

[原刊於《蘋果日報》, 2013年10月7日]

硬往臉上貼金的失敗主義者

硬往臉上貼金的失敗主義者

黎廣德      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上週六下午跑到光華文化中心聽台灣文化企業家詹宏志的演講，他最近說公務員是「很有禮貌的失敗主義者」，在台灣引起不少迴響，演講主持梁文道也說心有同感。晚上回家看到扶貧高峯會的新聞，令人目瞪口呆，整晚睡不安寧。

特首梁振英於高峰會上形容制訂貧窮線是「破天荒」，處處暗示這是本屆政府有別於前朝的創舉，市民應該感恩。但梁振英旋即表示「滅貧是不可能，財富差異永遠不可消滅」，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更多番強調「貧窮線非扶貧線」，拒絕設定減貧目標，更聲稱不會以此作為提供補助的指標。

若果同一個扶貧高峯會放在一個民主社會，當政府發現社會上每五人便有一人跌落在貧窮線之下，每三名長者便有一名在貧窮中掙扎，高峯會主題必然是 War on Poverty，「向貧窮宣戰」。但昨天的主調剛好相反，特區政府的第一第二把手，用不同的語言偽術包裝，叫市民不要有滅貧的期望，不要用貧窮率來量度梁班子的政績，更向商界保證無意縮減貧富差距，不搞福利社會。更有甚者，有少數扶貧委員會的學者委員竟然沒有指正梁、林兩位立論的謬誤，反而挺身附和政府論調，實在令人唏噓。

政府謬論的核心是刻意混淆了兩個統計學基本概念：平均數
(average)與中位數 (median)。貧窮線是全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與平均數無關，所以滅貧不等於削富。

為了方便理解，設想全社會只有五個家庭，收入分别是2、4、5、10、100元；中位數是按收入高低排在中間，即排第三的家庭，所以是5元。貧窮線是中位數的一半，所以是2.5元，五個家庭有一個在貧窮線之下，所以貧窮率是20%。要消滅貧窮，只需把入息最低只有2元收入的家庭變成2.5元，這個社會便沒有人活在貧窮線下。政府毋須改變社會上其他人的收入，更毋須令收入10元或100元的富戶減收一分一毫，中位數依然是5元(收入排第三的家庭)，貧窮線依然是2.5元，但從此貧窮率便從20%跌至零，滅貧大功告成。

今次政府報告中最令人詫異的數字不是香港有131萬名窮人 (因為大家早已公認香港是全球貧富懸殊最厲害的發達城市) ，而是貧窮住戶距離貧窮線的收入總差距，只有每年148億元。換句話說，如果政府把錢用得其所，每年只需拿出148億元，便可以將所有窮人拉往貧窮線之上。這實在是一個天大喜訊，因為光是過去兩年的政府財政盈餘，便已近1400億元，所以滅貧資源充裕得很，只在乎梁班子的一念之差。

搞清上述的統計概念，便明白梁振英如何信口雌黃：滅貧不僅可能，更在政府能力範圍之內；滅貧之後貧富差距會縮窄，但入息中位數以上的中產或富戶的收入可以繼續增加而不影響貧窮線。社會上從沒有人要求消滅「財富差異」或建設削減工作誘因的「福利社會」，梁振英以此作為不能滅貧的藉口，直把香港人當傻瓜。特區兩位最高把手在扶貧高峯會上推銷這些不合邏輯的論調，實在令香港淪為國際笑柄。

政府如何能最有效地運用148億元，甚或因政策漏洞而需更多資源才能滅貧，都可以從詳計議，但絕非抹殺滅貧願景的藉口。梁振英和林鄭月娥又要威又要戴頭盔，十足是往自己臉上貼金的失敗主義者。

 

[原刊於《明報》, 2013年9月27日]